剛剛發跡的納粹青年小元首（納粹青小元），被斯大林派媒體揭發自傳作假：青小元不是真正的流氓無產者，而是有人供養、生活優渥的Yuppie；青小元的父母家人，不但沒有被蘇聯猶太共產黨政權抄家迫害、業已全體投奔自由，還在猶太共產黨的統治下如常生活。
斯大林派記者請納粹小元首回應以上報導，小元首以三字經回答，事後跟蹤已下班的斯大林派記者，在地鐵站內伏擊之，擾攘一刻有餘。納粹勇士公布斯大林派記者家人聯絡辦法和照片等等，以儆效尤。
納粹草莽志士群起抨擊斯大林派跟蹤滋擾青小元，罪該萬死，罪有應得。
帝國主義自由派「記者協會」就此發表嚴肅聲明，指「不能評論」「雙方糾紛」，但斯大林派記者「有失操守」，是人盡皆知云云。
在納粹上台之前，自由派還是會繼續扮演這種中道的評判的。
每四年一次，總有所謂「公知」胡扯所謂「奧運精神」，將集中資源拼獎牌的「舉國體制」說成是它的對立物，藉此走私「國家退場」，主張社會生活的全面而徹底的市場化和私有化。
「公知」的這種說法，就是他們胡扯的所謂「自由市場原則」的變種。據說，「自由市場」會在冥冥之中自動實現供需平衡、資源的優化配置、最好的社會制度等等。國家的根本任務，就是保衛私有制和確保市場運作。（資產階級）國家實行宏觀經濟規劃，是「破壞自然定律」，必然自食其果。而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政治經濟制度、推行計劃經濟，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必遭天譴，如此等等。
當然，「公知」們的這一套說辭，和現實是沒有任何關係的。以私有制為經濟主體的帝國主義國家，一直都存在強大的國家指導。除了社民派們夢寐以求的社會福利維穩機制之外，帝國主義國家積極維護金融資本的生存和發展，積極運用軟硬實力維護便利金融資本掠奪全世界的各種「國際規矩」。
在國際金融資本橫徵暴斂，帝國主義推行霸權政治的現實世界之中，「公知」們宣稱中國要推行徹底的私有化、市場化，政府除了專心服侍企業之外，都是「不務正業」等等，實際上就是站在極少數的資產者的立場，攻擊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的利益和福祉。
帝國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並不是「和平合作發展共贏」的王道樂土，而是弱肉強食的殺戮戰場。在徹底推翻帝國主義之前，工人階級要在各國奪取政權、剝奪壟斷資本，促進工人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和一體化，組織起來參加國際貿易，有意識地以改革世界市場「家法」為槓桿，顛覆世界帝國主義秩序，以國際社會主義取而代之。
以民族國家為競逐單位的所謂「奧運精神」，在本質上就是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的競賽，就是拼獎牌、爭奪民族優越感。英國媒體近日不斷謳歌英國國家隊的成績，如數家珍地「分析」獎牌與國家投資的關係——據說，英國隊的每面奧運獎牌背後，平均有五百萬英鎊的國家體育經費。
實際上，「公知」們所痛恨的，根本就不是帝國主義統治之下的殘虐的國際競爭，而是落後國家力爭上游、「以下犯上」的頑強奮鬥。
團結工會份子偽裝「毛派」，發表充滿硬傷、自以為是的文章「批判陳獨秀」，去誇獎自己的「接地氣」和「韜略」。
美帝政治外判小工狗膽包天，將一起反對社民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共同創立共產國際的盧森堡和列寧，說成是不共戴天的仇敵。據說，儘管列寧對盧森堡極盡「嘲諷」之能事，但她「沒有全輸」——而這些語無倫次的「觀點」，似乎來自每天以侮辱格瓦拉烈士為樂的某政客。
團結工會份子偽裝「毛派」，宣稱毛時代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他們似乎忘記了，他們的那種人，在那個時代，正在香港和台灣的美資國民黨工會「服務」，大聲主張就業、結社和經營自由，討伐「共匪暴政」。
然而，香港「左翼」大佬和他的嘍囉這樣「抬舉」盧森堡為自己「助威」，卻是最滑稽的。大佬公開支持港獨，盧森堡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自決權，更何況是以反共為實際根據的「非民族自決」。小嘍囉有時拿出「土地民化」的招牌，但盧森堡反對蘇維埃政權平分土地的政策，主張土地國有化。
無論盧森堡還是列寧，都會將效忠帝國主義、主張社民主義的大佬及其嘍囉，視為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在某程度上，盧森堡的政策，與列寧相比，只會對他們更嚴厲。
列寧在重點打擊反革命勢力的頭頭的同時，主張無產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大民族和小民族平等團結發展，走向無階級、無民族的國際社會主義社會。
盧森堡的政策，假如你們有認真讀《論俄國革命》的話，是從一開始就通過普遍的國有化，剝奪小資產階級的基本經濟條件；不承認民族自決權，要求少數民族的革命者自發領導群眾融入多數民族。
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左翼」的這種狗屁倒灶的「論辯」，是必須揭穿的。
近日圍繞所謂參選確認書的鬧劇，各黨派醜態百出。
極右／法西斯份子玩弄各種文字遊戲，宣傳可以在「擁護基本法」的同時激烈反對⋯⋯通過和頒布此法的中共政權，此其一。
「左翼」將極右／法西斯份子通過選舉宣揚他們的反動訴求等同為「天賦人權」，徹底暴露自己的議會白痴症，此其二。
美屬英屬「民主派」全體宣佈極右／法西斯也在「合法政治」的範疇之內，完全說明他們的那種「一國兩制」及其所謂自由，最終就是反共的自由，此其三。
最荒誕的，莫過於貌似捍衛國家統一的建制人士。他們說：港獨很蠢很危險，會讓經濟垮掉；儘管據說過半台灣人支持台獨，但出於恐懼，台灣還是不敢獨立的，如此等等——這種言論證明了他們似乎完全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大量中下層青年支持港獨的根本原因：
建制派所擁護的現行體制，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壓力下，已經越來越不能滿足普羅大眾的生活需要。在殖民主義「民主」勢力的強力推動下，「中國」成為了真實的或虛構的諸「問題」的根源，並從顛覆的對象，轉化為必須脫離的對象。
在這種情況下，建制派向流氓無產者化的港獨受眾說「港獨不能賺錢」，只能換來訕笑；說「港獨會被鎮壓」，只能換來加倍的厭惡——港獨自認沒有在現體制下發財，建制派宣稱要餓死他們，那他們就更加要投靠帝國主義，建制派說要鎮壓他們，那他們更加要準備「抗爭升級」、將香港問題「國際化」。
腦滿腸肥、尸位素餐的資產階級建制派只會背誦「胡蘿蔔加大棒」的咒語，卻自以為、也被反動勢力樂意地貼上「愛國」的標籤。前毛派進化為純粹的民族主義者，大資本家化身為「勞動模範」，宣講「勤勞致富」之道、「賣國必死」之訓。這種為親帝反對派運動添柴加火的醜行和暴行，可謂罪大惡極，此其四。
黃毓民這次的選舉口號是：「人民都可以」。這可以譯作「Podemos」或「Yes, We Can」。
不要忘記黃毓民的「普羅政治學苑」，英文名叫「Proletariat Political Institute」。它的文法是錯的，但毫無疑問是在挪用「無產階級」的名義。
黃毓民一類人的「全民制憲論」，是來自曼德爾派的。
「有趣」的是，為什麼這種人會被「左翼」奚落？
儘管「左翼」們對此有各種「政治上的理論根據」，或「人際衝突的直接體驗」，但始終不能解答他們和黃教，在根本階級立場和綱領上（「本土反共民主」）的高度親和性，也不能解答他們曾經緊密合作，共同組織香港第一個群眾性反共「左翼」政黨社民連的史實。
今天，「左翼」們為公然親黃教的港獨份子沒有參選資格而鳴冤叫屈。那到底是什麼東西，在阻擋著「左翼」和黃教在「反共事業」之中的和衷共濟呢？
最終的答案，就是黃教曾高調公開批評泛民「左翼」通過黎智英收取CIA資助。
金錢對於資產階級政治來說，有絕對不可以忽視的作用。曾經的「戰友」，可以在事實上沒有原則區別的情況下，轉眼之間變成「敵人」，讓人看得眼花撩亂。
工人階級社會主義政治評論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揭露這種狗屁倒灶的醜事，指明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拉一派打一派、製造虛假的「政治爭議」的操作手段，幫助群眾看清貌似「左翼」的真面目。
此片將中國的民族復興事業（即以往所說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放進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終極目標的視閾之中，描繪中國共產黨成立95年來黨人為理想犧牲奮鬥的軌跡，可謂同類宣傳片中的佳作。
網民在彈幕和留言欄內的各種評論，包括對所謂「一共」、「二共」的差別評價，對宣傳當局終於發表「像共產黨」的作品的肯定或調侃，可以說是難以迴避的「中國國家階級性質爭論」的直接的、通俗的表現。
無論如何，不將民族復興事業規定為以勞動人民的利益為依歸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進程，不將曾經被帝國主義魚肉宰割的中國爭取獨立、發展和進步的奮鬥視為實現國際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個環節，就很容易滑入民族沙文主義（如「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一類「思想」）的泥潭。
對我來說，今天的中國還可以有這種議論的話題，其實就是它還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證據。
無論是克林頓還是奧朗德，或是桑德斯、科爾賓一類老社民，會跟你說這套嗎？不只是他們，連他們的支持者，絕大多數都不會講什麼「英特耐雄納爾」。他們訴諸的是各種各樣據說可以「體現公平正義」的「國際社會法則」（以帝國主義隨意運用的《國際法》為頂點），是某種似乎可以「善待」中下層的資本主義。徹底超越現狀的國際共產主義社會，他們不但說不出，甚至還是激烈反對的。
以上對不少人說，應該都是莫名其妙的「教條」。沒有這種「教條」的人們，當然是十分自由的——與資本主義社會主流融為一體的自由。但對希望了解現實，改變現實的人們來說，排斥所謂「共產教條」，實際上就是拒絕面對以更先進的社會制度取代資本主義的運動的豐厚的經驗教訓，就是拒絕變革的可能——反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最徹底的教條：「There Is No Alternative」。
「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
這句老話，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不是要庸俗地吹捧勞力者比勞心者的道德高尚。事實上，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從事「屠狗輩」職業的勞動者的人數總體上呈下降的趨勢，腦力勞動者將會成為無產階級的大多數。
我這裡想說的「讀書人」，是特指靠意識形態吃飯的人。這種人讀書比一般老百姓和勞動者多很多，甚至就是以讀書寫文章或教書寫文章為職業的人（或以投射這種形象為職業）。這種人出於吃飯的需要，對社會輿論風潮十分敏感、也因此十分依賴。
為了在「讀書人」的圈子裏面可以生存，也為了不過度刺激給「讀書人」發工資的那些人，「讀書人」、特別是持有反階級社會傾向的那種「讀書人」，在資本帝國主義體制貌似不可動搖，或對自己效忠的那種反抗力量感到懷疑之時，往往會通過「理論創新」，為自己重返「正常」或「公民」社會的行動辯解。
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前夕，帝國主義國家絕大多數的「社會主義」導師、教授、律師、記者和議員，都成為了最真摯的「愛國者」，滿腔熱血地在各種動人辭藻的名義下，動員老百姓屠殺別國的老百姓。
在當年，只有「粗鄙偏激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和聚集在他們周圍的一些同樣「不入流的」，開戰時在全歐洲有組織的不過數千人的「白痴」，才會憨憨以「主要的敵人在國內！」、「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等「離地教條」作為組織和實踐的原則。
但恰恰是這「一小撮人」所發動的無產階級革命（「屠狗輩」為主體的革命），才使主流「左翼」讀書人在各帝國議會內外宣揚多年而無效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在歐洲多數國家成為了現實，而且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挑戰下，急速地暴露和破產。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法西斯，也成為了多數「左翼」「讀書人」「轉向」投靠的對象。粉碎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最大的力量，是據說最殘暴或半文明的國家的勞動人民的血。堅持列寧主義國際主義的，在全世界有組織的，亦不過千人。二戰之後的四十多年，官僚階層統治的蘇聯和東歐各工人國家被帝國主義滅亡了，絕大多數的「左翼」「讀書人」，以及絕大多數曾經自許左派的工人群眾，不再視社會主義為「現實的」奮鬥目標。
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不斷深化，以美帝為首的世界帝國主義正在加快準備打擊中國、朝鮮和俄國的侵略戰爭的當下，絕大多數的「左翼」「讀書人」，正在有意無意地成為戰爭輿論的推手。
在西方和日本，大多數「左翼」「讀書人」宣稱，世界經濟危機的根源，是中國的產能過剩、商品傾銷、廉價勞工乃至資本輸出，因此，中國必須成為「守規矩的」「正常民主國家」。
在兩岸四地，大多數「左翼」「讀書人」宣稱，大陸的市場經濟和港台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社會問題，並不是它們所造成的問題，也當然不是資本帝國主義體制衰落所派生的問題，而是大陸官方所造成的問題，只要大陸官方更加順從「民意」、「融入世界主流」，各種問題當可迎刃而解。否則，社會只會越來越不和諧，地球甚至有可能因大陸當局的各種倒行逆施而爆炸毀滅。
越講「論述」的「左翼」「讀書人」，越好此道。
勞動人民要解放自己，當然需要科學技術和知識的武裝。但勞動人民全面獲得科學技術和知識的前提之一，就是要結束這種「讀書人」對輿論的統治。「讀書人」是社會上最直接受意識形態影響的階層，了解他們的存在對他們的意識的影響，就可以了解統治階級實行思想統治的具體機制，了解逃離這種統治的方向。
近日，巴西親帝右派糾集國會多數議員和國會外「社運」，聯同公檢法機關進行推翻勞工黨政府的運動。
「左翼」對此一致評論，這是本身極端腐敗的政客集團對勞工黨發動的莫須有攻擊，是一場用合法手段進行的，類似1960年代反共鎮壓的軍事政變。
然而，「左翼」在碰上自己的同類人的時候，永遠不能直面現實，他們總要竄改歷史和現實，以鞏固和動員自己的受眾。
在評論巴西之變的時候，「左翼」幾乎不會提到這個事實：
所謂勞工黨在過去十多年的所謂執政，就是建立在與資產階級政客官僚的政治聯盟之上的；勞工黨所建立的多屆聯合政府，就是迫使工人階級服從資產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政府，就是為巴西統治階級及其國家效勞的政府——不只在事實上如此，在整個國際工人階級運動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經過資產階級憲政產生的這種「左翼」政府，可以不欺騙和侮辱工人，最後被右派轟下台，進一步瓦解工運和降低群眾的政治水平。
勞工黨第一屆聯合政府上台後，不但沒有「履行」改革社會的各種空泛承諾，還推行了大量攻擊工人階級權益的緊縮政策。當時，勞工黨內部分曼德爾派對此表示異議，結果被他們效忠「盧拉總統」的同派「部長同志」們掃地出門。
勞工黨本身是社民派工會官僚成立和主導的組織，在當選組閣後立即理所當然地「循例」將國家機關的各種空缺，按照油水的多寡，實行「論功行賞」的分配——勞工黨成為體制的一部分，必然按照體制的「規矩」辦事。在巴西，這種「規矩」的相當大的部分，就是法內法外的各種貪污腐敗。
在資產階級憲政的常規下，勞工黨沒有、也不可能動資產階級的一根毫毛，除了千方百計給他們為資產階級執行的緊縮政策塗脂抹粉（例如，國際「左翼」高度推崇的所謂「參與式預算案」，其實就是勞工黨政府將資產階級緊縮政策的政治責任，外判給「人民」的極端犬儒的戲法）之外，他們花最多時間的，就是怎樣進行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分贓。
成為資產階級執政黨的勞工黨，在事實上和人們的印象中，除了「基層票倉」之外，越來越難同它的各個「執政夥伴」相區別。在資本主義危機的打擊下，它的「基層票倉」也開始瓦解了。
碰上幾年前資源和能源價格的頂峰，勞工黨通過國有石油公司的收益和財稅收入，推行了若干「派錢」式的福利方案。但是，在主要生產資料和國家機器仍然由資產階級所支配的情況下，世界經濟蕭條幾乎立即在巴西造成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投資大幅降低、物價高漲、失業飆升。親帝右派抓緊了時機，在國會外通過美援「社運」發動聲勢浩大的「反腐敗運動」——將巴西經濟的困境，歸咎於勞工黨所控制的國營企業；在國會內成功拉攏原本支持勞工黨聯合政府的多數資產階級腐敗政客反水，通過彈劾總統案。
換言之，巴西勞工黨政府從來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反帝反資的政府，他們現在翻船，不只是因為親帝右派搞他們，而是在社會經濟危機的壓力下，和他們合作分贓十多年的多數資產階級政客跳船了。
國際「左翼」將巴西「左翼」政府的這種「現眼報」比喻為1960年代血流成河的「軍事政變」；同此前他們宣稱，他們熱捧的希臘Syriza－ANEL政府和三駕馬車簽署還債協定，是「布魯塞爾發動的政變」一樣，都是忽悠受眾，掩飾「左翼」的各種反工人階級罪行，維持「左翼」「選好人執政」的政治騙局的手段。
出於他們的意識形態偏見，國際「左翼」迴避的另一個關鍵的事實，就是巴西勞工黨政府並不是反資、或為工人階級直接做了什麼好事而被轟，而是因為它積極和中國合作，這種合作具有顛覆巴西此前依附美國的政治經濟格局的潛力，因此侵犯了親帝勢力的根本利益，使勞工黨政府成為去之而後快的箭靶。此前阿根廷換政府，以至委內瑞拉的危局，都同美帝反擊有直接的關聯。
近日不是特別精神，但出於自虐和好奇的雙重驅使，還是讀了公文袋的《十年宣言》和標題本身的台味就讓人發笑的《香港前途決議文》。
對於大狀們用盡吃奶的力捍衛香港現存體制和價值，宣布普通法和所謂司法獨立是香港繁榮的根本基石，極力宣揚「香港主體意識」的核心內容就是「我們不是大陸的另一個城市」；對於虛擬民進黨的所謂革新學者和少壯政客們七情上面的要重新討論香港主權歸屬問題，要實行兩公約據說賦予的「住民自決」的宏偉權力，諸如此類，我只能感到這都實在太麻煩了、太迂迴了、太不痛快了。
我城拒共非陸英雄好漢們，其實申請香港成為美國和英國駐港總領事館管轄範圍，以獲得國際法相關承認和保護，裨可永續自治，這不才是真正的解決方法嗎？
這樣，普通法系捍衛了，白人法官的司法獨立保全了，我城外於而高於大陸所有城市的獨特地位也彰顯了，也當然可以參加英軍美軍保衛民主。如此，北京喜歡怎樣說香港是他們的都無所謂了，他們會有狗膽像義和團一樣攻打領事館嗎？？
2015年11月，納粹份子位居武裝部隊首位的烏克蘭極右政權通過決議，將1944年蘇聯斯大林政權強制遷徙克里米亞韃靼人至烏茲別克的事件規定為種族滅絕，設立國定紀念日。近日，西方人士操盤，將演繹此事件的歌曲《1944》的烏克蘭女歌手推上Eurovision歌唱比賽冠軍。
無可否認，斯大林政權將克里米亞韃靼人全體連根拔起，強制遷移幾千公里，確實是沙文主義的表現；在強制遷徙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大量的死傷者。但這真能同納粹德國及其烏克蘭極右小夥伴們當年清洗幾十萬、幾百萬波蘭人和猶太人的種族滅絕相提並論嗎？恐怕是不能的。而且，斯大林死後，蘇聯政府已經為此事件的受害者平反，用不著烏克蘭法西斯貓哭老鼠。
西方帝國主義及其烏克蘭納粹走狗，要這樣「損」克里米亞回歸後法定韃靼語為當地三種官方語言之一和韃靼族居民公民權利的俄羅斯，只能是天大的笑話。但笑話之外，是更令人心寒的顛倒是非和歪曲歷史。
他們極力隱瞞的史實是：納粹德國佔領克里米亞之後，人口少於30萬的克里米亞韃靼人，在反動宗教領袖和民族主義政客的率領下，共有2萬餘人、即該族的多數壯丁，自願參加納粹組織的各種反共武裝：從各種「地方自衛隊」、到偽警察、捕殺猶太人的「特務隊」、「剿共討伐隊」、乃至成建制的整個武裝黨衛軍（Waffen-SS）山地步兵旅，上下大小、一應俱全。
依附納粹的克里米亞反動派在他們的報紙上這樣叫囂：「全韃靼人民不斷祈求真主，讓德意志君臨全世界。偉大的領袖啊！［指希特勒］我們全身心向您傾訴，請您相信我們！我們韃靼人向您宣誓：我們要和德國軍人並肩作戰，消滅猶太和布爾什維克匪幫！」
蘇聯紅軍在1944年4月從納粹德軍手上奪回克里米亞後，為數不少的納粹韃靼武裝，倚托崎嶇複雜的地形，對紅軍進行游擊戰。當時納粹德軍仍然控制烏克蘭南部和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離克里米亞只有一箭之遙。納粹韃靼游擊武裝策應德軍登陸克里米亞、遮斷紅軍後方，是完全可以預見的危機。
面對這種危機，真正的處理方法只有兩種：一）派遣大量部隊進駐，同反動武裝作持久鬥爭。但前方吃緊，此法不通；二）剝奪反動武裝的民眾支持，加速他們的滅亡。
納粹份子在白俄羅斯剿滅紅軍游擊隊的「辦法」，就是在幾千平方公里的游擊區內，殺光所有平民——但蘇聯官僚階層再低劣、再墮落，都沒有理由和能力實施這種罪行。斯大林當局的最終決定，是用他們只能了解的必然粗暴的手段，火速將大多數克里米亞韃靼人強制遷徙到同樣是突厥人聚居的中亞烏茲別克等地。
事實上，當目標人口人數太多，這種「特別遷徙」手段也行不通的時候，紅軍只能在納粹游擊武裝肆虐的地區實施戒嚴、同反動武裝長期作戰。在二戰後長達接近十年的時間裏，蘇聯紅軍在波羅的海三國圍剿由當地納粹黨衛軍殘部組成的「森林兄弟」武裝，和在烏克蘭西部圍剿班傑拉納粹份子，就是用這種曠日持久，也因此造成大量傷亡的辦法。
最後，當年支持這些「堅持敵後」的納粹武裝的，正正就是以美國中央情報局為首的西方特務組織。波羅的海三國和烏克蘭的納粹武裝在1950年代中被蘇聯紅軍徹底剿滅後，落網的匪首亡命西歐、美國和加拿大，參加由蔣介石、朴正熙政權牽頭的「世界反共聯盟」。現在在烏克蘭掌權的，正正就是這些匪徒的徒子徒孫。
寸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