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某建黨95週年宣傳片有感

此片將中國的民族復興事業(即以往所說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放進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終極目標的視閾之中,描繪中國共產黨成立95年來黨人為理想犧牲奮鬥的軌跡,可謂同類宣傳片中的佳作。

網民在彈幕和留言欄內的各種評論,包括對所謂「一共」、「二共」的差別評價,對宣傳當局終於發表「像共產黨」的作品的肯定或調侃,可以說是難以迴避的「中國國家階級性質爭論」的直接的、通俗的表現。

無論如何,不將民族復興事業規定為以勞動人民的利益為依歸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進程,不將曾經被帝國主義魚肉宰割的中國爭取獨立、發展和進步的奮鬥視為實現國際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個環節,就很容易滑入民族沙文主義(如「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一類「思想」)的泥潭。

對我來說,今天的中國還可以有這種議論的話題,其實就是它還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種證據。

無論是克林頓還是奧朗德,或是桑德斯、科爾賓一類老社民,會跟你說這套嗎?不只是他們,連他們的支持者,絕大多數都不會講什麼「英特耐雄納爾」。他們訴諸的是各種各樣據說可以「體現公平正義」的「國際社會法則」(以帝國主義隨意運用的《國際法》為頂點),是某種似乎可以「善待」中下層的資本主義。徹底超越現狀的國際共產主義社會,他們不但說不出,甚至還是激烈反對的。

以上對不少人說,應該都是莫名其妙的「教條」。沒有這種「教條」的人們,當然是十分自由的——與資本主義社會主流融為一體的自由。但對希望了解現實,改變現實的人們來說,排斥所謂「共產教條」,實際上就是拒絕面對以更先進的社會制度取代資本主義的運動的豐厚的經驗教訓,就是拒絕變革的可能——反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最徹底的教條:「There Is No Alternative」。

為親帝民粹助燃的「愛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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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剪報」的,是一種十分尋常的香港建制派論調。

這種論調沒有任何思想的內容可言,就是簡單直接地複製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奮鬥」意識形態。它的「合理內核」,如果有的話,就是不能排除個人努力的作用,將生活困難的原因全部推卸到國家或政府上面。

這樣說本身是沒有錯的,因為資本主義的國家/政府並不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宰者,而是大資產階級的大管家。以為資產階級政府可以、甚至背離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規律行事,確實就是一種客觀上只對政客有利的民粹主義,確實就是妨礙勞動人民全面理解現實的虛假意識。

然而,對存在目的在於死守資本主義現狀的香港建制派來說——也就是沒有社會主義理想,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和目標的這些人來說,「反對民粹」並不是提出更能說明資本主義問題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分析和綱領,而是絕對的肯定現狀

你認為現狀有問題?你認為生活很困難?是你的腦袋出了問題,是你自己不能或不會謀生,與人無尤。

這當然不只是香港建制派才有的言論。台灣某知名「統派」(*腳註)半青年意見領袖的類似說法是:台獨青年之所謂反中,是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接觸到中國的高層」,因而沒有發財的門路。但台獨青年太腦殘,沒有責備那些早著先機在大陸上大發其財的民進黨官商集團,實在太可惜。對於不是「井蛙」而是「胸懷天下」的舊黨半青年領袖來說,中國大陸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是怎能迴避的呢?(未老先衰的舊黨半青年領袖自己不能腦補的是:無論是他的那種蔣氏舊黨,還是民進黨大官,確實都走到大陸上發財去了。那為什麼民進黨沒有放棄台獨?為什麼他們舊黨沒有放棄反共?)

如果這是一個經濟異常景氣、市場不斷向上的時代,香港建制派和台灣「準建制派」以上的各種言論,儘管在本質上反共反人民、兼而空洞庸俗,還會不失其「實用」的價值,但在這個世界資本主義陷入深重危機,「現狀」在各地進入瓦解重組的進程的時代,他們的這種言論,在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分離主義、沙文主義的助燃制——這種所謂「統派」宣稱,受親帝民粹影響的一般群眾,不是慵懶的腦殘,就是數典忘宗的賣國賊。親帝陣營的領導,則對其受眾作出如鏡像一般的宣言。

這兩種孿生的反動勢力,極力隱沒、淡化和扭曲社會經濟的基本矛盾,將社會矛盾全部歸因爲民族認同問題,他們要為港台社會的烏克蘭化,負上最大的政治責任。

*腳註:我這裏是故意打著引號的。舊黨的一類「統派」是最徹底的反共人士,在根本上並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出於自己在台灣島內徹底沒落、出於大陸當局大方給予他們各種好處,這些公開宣傳「台共將大陸國共內戰戰場帶到台灣」,「因此」造成了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蔣棍,才會宣傳「大陸商機無限」、「一國兩制」等等。

巴西政變:北京官僚政權「經濟主義」終結的開始

今年年初,阿根廷左傾民粹政府下台、美帝代理人重掌政權,親帝黨派奪取委內瑞拉國會大多數。

當下,巴西從販賣黑奴起家的、惡貫滿盈的美國買辦們,正在全力動員他們的「社運」奴才,在「法治」和「反腐敗」的遮羞布之下,進行推翻工人黨政府的政變——這些人的主要「論述」,是工人黨政府利用國有石油公司販官鬻爵、貪污腐敗,壓縮私營企業生存空間,要推翻工人黨政府、將國有石油公司私有化,才可以實現「經濟民主」,成就一個人人都可以發財的巴西。

這些話兒都似曾相識,對不對?

當然,巴西工人黨政府若被砍下去,北京當局的各種鉅額投資,就會像當年帝國指揮的聖戰份子瓜分利比亞之後一樣,付諸東流。更大的影響,是整個BRICS方案的徹底破滅。

與此相映成趣的,是樓繼偉在二十國財長央行行長會議記者會上說,美國評級機構沒有看到中國在實行的「改革」,就給中國差評,是「有偏見」。

以為只要用錢就可以擺平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就可以擺平資本主義地區的寄生買辦階級的官僚思維,或雅緻一點的說,「經濟主義」,在世界資本主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矛盾運動的衝擊之下,正在面臨徹底的破產。

不用說,「經濟主義」的破產,所影響到的不只是大陸的各種國際規劃,還反映到官僚政權在香港和台灣實行的「路線」之上。香港「愛國左派」的「領袖」公開自比「司馬光」,要聯合貪得無厭腐爛不堪的既得利益份子打倒「剛愎自用」的「王安石」,就是官僚政權正在自食其果的顯例。

在圍繞亞投行的各式喧嘩的背後,不要忘記根本矛盾

台獨份子借用台灣申請參加亞投行一事發作,用疑似「左翼」(即鼓吹勞資共榮的本土保護主義)的言說,包裝其維護現行帝國主義國際秩序和台灣新殖民資本主義現狀的親帝親資路線,繼續燃燒反中民粹,既是意料之中,也是上好的愚人節材料。

在見識這種讓人哭笑不得、必定會無限重演的荒誕劇之餘,我們還是有必要探討亞投行的一個關鍵的問題的——那就是,它到底有沒有可能像一些論者所預測的,成為瓦解資本帝國主義國際秩序的契機

在我看來,這種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理由如下:

第一,多數評論亞投行問題的人,都傾向於高估中國對未來亞投行的領導能力——美國的正式盟友(再加上印度)集體成為創始國,日本也將在稍後參加,將使中國不但不會有決策權,還將在組織章程和機構設置等關鍵問題上,通過協商的形式,制定不會損害世界帝國主義(當然包括美國帝國主義)根本利益的遊戲規則;

第二,中國政府多次明確宣示,亞投行是實現以「一帶一路」為核心的歐亞大陸互聯互通戰略的融資機構,它是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帝國主義所掌控國際金融體制的補充,而不是取代物,除了據說會沒有現存機構的官僚主義陋習之外,亞投行將會堅持市場運作原則、按照現存的國際規矩辦事。

俗一點的說,中國政府希望通過呼籲全世界資產階級「一起發財」的號召,化解美國通過TTP和TTIP鞏固帝國主義陣營、將中國排斥出世界市場的戰略,甚至實現中美「全面和解」、共存共榮的夢想(或幻想)

第三,承上,中國政府目前的根本政策,在於希望通過挽救危機中的世界資本主義,降低帝國主義統治階級的敵意和戰爭的威脅,從而進一步融入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使中國的發展再進一個台階、甚至達到先進國家的水平。

然而,美帝絕對不會袖手旁觀。烏克蘭、敘利亞、也門、緬甸乃至港台的亂局,都說明了美國及其盟友正在全力動員其軟硬實力,在千方百計的阻止以中俄兩國為核心的歐亞大陸陣營的形成。

「一帶一路」要造成歐亞大陸互聯互通、規避美國及其盟友控制的海上航路,形成足以動搖帝國主義統治地位的新經濟核心地帶,也很明顯的不會獲得歐美日帝國主義的實際支持——不要忘記,美國帝國主義在烏克蘭策動政變,目的就是為了阻止俄國通過烏克蘭與以德國為首的歐盟達成「互聯互通」。

烏克蘭極右政權樹立、克里米亞歸俄之後,歐盟帝國主義跳上了美帝的戰車,確立了推翻普京政權的目標。

帝國主義今天大肆圍剿俄國,最終是為了實現其根本戰略目標——推翻中共政權,瓦解、瓜分中國的國有經濟,肢解中國、建立一系列殖民地。並由此粉碎其餘的官僚化工人國家,再次征服在2000年代開始逐步走向獨立的新殖民地諸國;

第四,中國要大力「走出去」的政策,說明此前的發展模式,正在急速的走向盡頭。

相對於世界帝國主義堅持捍衛其所謂「普世價值」,大陸當局在沒有、也不會有任何改造世界資本主義制度的打算之餘,還有各種希望通過進一步私有化和便利資本的舉措,降低國內外資本的敵意、達致和平共處的表示。

從「反腐」旗號下國企高管的大換血,「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九成國企應當成為純粹的商業機構」、「市場要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機制」等說法的重新提起,「自貿區」試驗的逐步擴大,乃至借用「民間」的「環保」和「反腐」「論述」,為瓦解「國有三桶油」製造輿論等等,都表現了現存體制內部的矛盾和危機。

當然,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在來自勞動人民反對社會不平等、要求改善生活條件的強大壓力,和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的相應的、同樣強大的要求之下,官僚政權不大可能自覺的、一貫的實現「國家完全退出經濟領域」(幾年前國務院文件提出的政策)的所謂「服務型政府」的願景。

可以預計,「走出去」戰略一旦遭遇嚴重的失敗,國際帝國主義乘機對中國展開全面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攻勢的時候,決定大陸命運的全國性鬥爭,就會爆發。

與其說亞投行意味著帝國主義的終結的開始,倒不如說它是中國官僚化工人國家與世界帝國主義的相持狀態的終局。兩者直接的鬥爭,將越來越不可避免。

評陳信行的太陽花一週年文章

開頭的話
這篇感想是看了這一篇文章之後寫的:
【沒有社會主義視野的反資本主義運動?】文/陳信行@破土工作室
https://www.facebook.com/potumagazine/photos/a.895756593813937.1073741828.895689663820630/944855708904025/?type=1

寫畢後,發現網上有一篇幅大不少的另一個版本:
【再見318】沒有社會主義視野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全球經濟危機時代台灣群眾運動
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28780

這篇感想針對的,是陳信行文章的若干關鍵的歷史和邏輯問題。他的文章的長版本,將民族解放甚至社會主義革命等同為脫離國際分工、閉關自鎖,同世界市場發生聯繫則等同資本主義。對我來說,進一步驗證了他的論述的非社會主義性質。

 

2008年以來的全球經濟危機,與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有很多類似之處。然而,最顯著的差異是,1930年代的全球社會主義運動(在帝國主義國家中以社會民主派為右翼、無政府主義為左翼、各國共產黨為中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以連結國際左翼運動的民族解放運動為代表)讓當時的人們明確感覺到,在破產的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世界秩序、以及作為此一此秩序在各地之表現的各種壓迫剝削體制之外,別有出路。相較之下,當代在許多國家地區雖然都出現反對破產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將其禍害轉嫁給勞動大眾的群眾抗議運動,但這些運動之中的一大部分,由於歷史因素,幾乎完全缺乏1930年代曾經起過重要作用社會主義視野。


陳信行關於在1930年代存在過一個據說在帝國主義國家以社民派「為右翼」、「無政府主義為左翼」、「共產黨為中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以連結國際左翼運動的民族解放運動為代表」的「全球社會主義運動」的說法,是完全不成立的。

這種說法將在帝國主義各國之內階級立場、綱領和行動上不只迴異、甚至還因此爆發大規模流血衝突的各個黨派,說成是同一個「社會主義運動」之內的不同傾向,根本就是搞錯的。

比方說,主張通過擁戴右派軍閥興登堡當總統,去達致同時打擊納粹黨和共產黨、「捍衛[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目標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到底是怎麼樣的「社會主義」政黨?在同時期內,將德國社會民主黨視為比納粹黨更可恨的頭號敵人、所謂「社會法西斯」的德國共產黨,又是怎樣的和社民派互為同一個「社會主義運動」之中的「中堅」和「右翼」?

又例如,在1935年後,將此前拒絕為工人統一戰線而奮鬥、將整個社會民主黨打為「法西斯」的極左路線,轉變爲在各國尋求資產階級「反法西斯」盟友、即所謂「人民陣線」的機會主義路線的各國共產黨,在西班牙革命之中又是怎麼樣的「中堅」?

西班牙共產黨和社民派和無政府派和資產階級自由派組成聯合政府,以必須避免迫使大資本和大地主走向反動、爭取西方民主國家同情為理由,勒令退還革命初期工農群眾奪取的工廠和土地,取消革命工農的武裝,甚至捕殺聯合政府之中的所謂「極左派」,最終導致革命的失敗。試問,當年在綱領和行動上將革命禁錮在捍衛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範圍內的社民派、共產黨和無政府派,到底又形成了怎樣的「右中左」兼備的「社會主義運動」?

法國共產黨支持的,由社民派和自由派在1936年至1938年間組閣執政的「人民陣線」政府,到底又是怎麼樣的「社會主義運動」?用改良措施收買結束在1936年五六月爆發的席捲全國的大罷工浪潮;然後懾於內閣自由派「盟友」和國外反動勢力的壓力,對西班牙內戰推行實際上絞殺革命的「不干預政策」;堅決不動搖法國壟斷資本的財產和政權,最終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和戰爭的逼近,因自由派的倒戈而下台。法國共產黨為了「穩住」自由派參加聯合政府,從極左變成「最愛國的」建制派,甚至投票贊成帝國主義軍費預算案。

正正就是這些號稱社會主義的黨派,在資本主義大危機之時為了捍衛資產階級民主制和資本主義制度、不惜瓦解甚至絞殺工農革命的路線的徹底破產,才使西歐資產階級得以首先向納粹獻出中歐、東歐,意圖將禍水東引,然後自己幾乎不戰而投降納粹。

另外,在法國統治階級投降納粹之時,法國社民派以總書記保羅·福爾(Paul Faure)為首,大多數前政府部長和近六成國會議員支持貝當政權。

1930年代西歐主要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既然如此,那陳文所指的那些「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到底是同那一些「國際左翼運動」「連結」呢?(在這裏暫且不討論美國,因為那裏當時儘管有過以共產黨為首的各左派黨派領導的工人運動,但並沒有群眾性的工人政黨)

在1930年代,無政府主義儘管被陳文賦予他虛擬的「全球社會主義運動」的「左翼」地位,但它是以反對所有民族主義為藉口,反對民族解放鬥爭的(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派當年就不主張解放西班牙在非洲的殖民地);至於社民派,不但與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無緣,甚至會將殖民地視為「自國」的領土。

在1930年代,唯一曾經有在綱領上和行動上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的,是共產國際及其各國支部。然而,隨著上述克里姆林宮政策在納粹上台之後的全面右轉,帝國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最終被賦予「保衛民主」、「保衛祖國」,與資產階級之中的反德陣營結成聯盟的任務,各國共產黨甚至還開始反對「民主國家」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印度就是顯例。

因此,陳信行架空的「1930年代全球社會主義運動」,不但不是群眾「感到有出路」的來源,而且還是促進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因素。

1939年西班牙革命失敗、德國和蘇聯瓜分波蘭,到1940年法國統治階級火速投降納粹,西歐的「社會主義運動」全面瓦解,被叛賣的勞動人民失去領導和組織,成為苟且偷生的亡國奴。這種狀況,一直要到1941年德國侵略蘇聯,各國共產黨發動工農抗戰運動,隨著1943年蘇聯紅軍轉入戰略大反攻、大量殲滅納粹主力,才有明顯的轉變。

換言之,1930年代的階級合作「社會主義運動」(即,取消社會主義革命展望的運動)加速了二戰的到來,而在納粹鐵蹄之下、處於死滅邊緣的工農運動,首先在納粹進攻蘇聯後挺身戰鬥,然後隨著蘇聯紅軍的勝利反攻,才得以復甦和重生。

質言之,蘇聯之存在、戰鬥和推翻歐洲半壁的資本主義體制,而不是一貫反對革命的社民派和實質自由派的無政府份子在1930年代為了保衛資產階級民主制,與日益社民化的共產黨苟且建立的策略聯盟(即所謂「全球社會主義運動」),根本的扭轉了階級力量的對比,給予世界工農運動「社會主義正在走向勝利」的認知。

我在這裏討論1930年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並不是吹毛求疵的。因為陳信行關於1930年代的科幻說法,被他直接和他宣稱的「當代在許多國家地區」的「反對破產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將其禍害轉嫁給勞動大眾的群眾抗議運動」聯繫起來,並以這些運動之缺乏「1930年代的社會主義視野」,作為他論述的一個主軸。

1930年代,其實是改良主義路線總破產的年代,而陳談論的那些當代「運動」,儘管可以說是由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矛盾造成的,但大多數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主張「反對資本主義」、甚至「推翻資本主義」的東西。這些「運動」的主體,不是工人階級、勞動人民,而是信奉各色資產階級敘述的「青年」。將今天的這些東西,直接套進1930年代的群眾性改良主義工人運動的場景,甚至宣稱今天的這些東西的問題之一,在於沒有1930年代的那些「視野」,只能產生諸多的誤會。

 

冷戰時代被打造為反共堡壘的臺灣,即使到了2010年代,群眾運動中依然存在著強固的反共意識,反對資本主義的後果的抗議多半以自由、民主、人權等古典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論述的語彙來表達。尤其中國共產黨目前已經成為維持當前東亞資本主義運作不可或缺的核心角色之時,反資本主義的抗議聲音更吊詭地以反對這個政黨及其所運作的國家機器為主調。由於近來臺灣的重要群眾抗議多半自發性極高,特定政黨、社運團體、乃至個人所能夠扮演的角色比以往大大降低,因此,運動的風格與調性更少是源自於某些團體或個人的主張,而更多地來自社會成員共用的意識形態。

我們或許可以同意,歷史不會簡單重複、未來的非資本主義替代道路未必與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道路相同,但是,社會主義視野的缺席以及無意識的同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切割斷裂,不僅僅使得運動願景茫然,更為當下的抗議運動的運作帶來許多實際的矛盾與挑戰。我認為,微觀尺度下所看到的運動的問題,與這個運動在宏觀尺度上的問題必然有著間接的關連。本文嘗試描繪分析這些可以觀察得到、已經重複出現的微觀問題,並推論其在宏觀層次上的政治意義,希望能夠至少開始實事求是地落實於在地脈絡中討論運動的可能出路。


「反對資本主義的後果」,和「反資本主義的抗議」是兩回事,是絕對不可以混淆的。直接的說,提倡本土保護主義的各種運動,未嘗不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後果」,但絕對不是「反資本主義的抗議」。即使中國共產黨現在就同「東亞資本主義運作」對著幹,或堅持處於「可以忽略的邊緣角色」;只要台灣還是反共堡壘,那這種似乎應該比較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也是不可能被捍衛本土的抗議者們所愛戴的——中共無論貧富、無論是否閉關鎖國、無論是否符合左傾知識人的想像,只要它還是帝國主義的顛覆對象,那以反共親帝群眾情感為基礎的種種運動,還是會用這樣那樣的理由攻擊中共的,這一點也不「吊詭」。

至於太陽花一類「重要群眾抗議」是否「自發性極高」(當然,為了什麼而「自發」,是不能不當作問題的),「特定政黨、社運團體」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比以往大大降低」,而這種據說「自發性極高的」的運動之中為什麼同時會「吊詭的」使「個人能夠扮演的角色比以往大大降低」——如果講的是作為新興台派明星的「個人」,太陽花不就是這種「個人」獨領風騷的大劇場嗎?如果講的是芸芸眾生的「個人」,那所謂「自發性極高」,豈不應就該意味著是每個參與者「個人」的「百花齊放」嗎?這些運動的「共用意識形態」,就真的可以同「某些團體或個人的主張」對立起來嗎?群眾性的「意識形態」,當然不可能只是某些人或團體的主張,否則就是同義反覆;但群眾性的意識形態,大多有黨派來源。如果說太陽花的主導思想(或香港的「反水貨」運動)是莫名其妙的自主公民無端「共用」出來的,那就未免太過「吊詭」了。

太陽花等以小資產階級青年為核心的反共本土保護主義運動,真的是「無意識的同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切割斷裂」嗎?(他們之中可有不少人很有意識的認同史明)不可能是吧。就算退一萬步,相信這種運動可以通過腦補而成為左的東西,那向這些青年宣揚陳文所推崇的莫須有的1930年代,頂多會讓受眾更加「崇洋」,對他們了解歷史和現實,都沒有任何好處。

 

反資本主義的政黨過時了嗎?

從1848年歐洲各國失敗的革命開始,也許到1980年代為止,世界各國反資本主義的主要政治力量,多半集中在工人階級政黨上:社會民主黨、共產黨等等。在無政府主義傳統發達的地方,也許還會有無政府主義工團運動(anarcho-syndicalism)作為運動的最左翼存在。


西歐群眾性的工人政黨,是在1880年代末才產生的。陳信行將1914年後已經將社會主義確定為道德情操理想、是完善[資產階級]民主的動力,而不是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的國際社民派,再一次列入他架空的「反資本主義運動」裡面,是錯誤的。上文已有評論,不贅。

 

無論是革命還是選舉,19、20世紀反資本主義的工人階級政黨(無政府主義者除外)能夠吸引支持者的共同信念是:現在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可以被改造來服務工農大眾的需要,並在某種過渡時期之後,消滅資本主義。到了1990年代,這個信念幾乎在每一個國家都讓人高度懷疑。


陳信行在這裏「自發性極高」的取消了社會主義革命和議會改良路線的根本差異,並創造性的「融合」了兩者:

「現在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可以被改造來服務工農大眾的需要,並在某種過渡時期之後,消滅資本主義。」

這個句子的上半部,是典型的改良主義論述——即,通過議會立法「改造」資產階級國家「為人民服務」;而句子的後半句,則是被「斬首」的革命論述,為什麼是「斬首」呢,因為在革命「炸毀了」資產階級國家(恩格斯語)、建立以自我消亡為目標的工人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之後,才談得上「過渡」(就是向沒有階級矛盾也因此不再會有有組織的政治強制力量的社會主義社會過渡),這樣才可以「消滅資本主義」。眾所週知,議會改良主義者的飯票,就是宣稱選民的「神聖一票」可以讓他們通過雄辯和立法一點一滴的改變國家——就是說,「不斷完善」現行的國家——他們從來就不講什麼「過渡」,也沒談什麼「消滅資本主義」。

反倒是真實的「1930年代」的法國社民派大老,人民陣線政府領袖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在大罷工運動席捲全國的背景下,在其黨的指導部會議上宣佈,因選民並沒有給予工人政黨多數議席,法國不能走向社會主義,「因此我們會在現行制度——我們在選舉期間展示了其諸多矛盾和不公的制度——之內工作。」

布魯姆用議會不夠票做藉口,主張「安全第一」(其實只有傻瓜才會相信資產階級會因為某黨議席最多,而會「和平守法」交出自己的身家、地位和槍桿子,讓你「赤化」);但我們的作者,卻宣稱改良好資產階級國家之後會「某種過渡」、「消滅資本主義」。不能不說是各有千秋。

社民黨到底從來有沒有這種「視野」?我不得不表示「高度懷疑」。

 

蘇聯集團各國的共產黨政府在本國人民的唾棄之下紛紛垮臺。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從「逐漸消滅資本主義」退步到「調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英國布雷爾領導的「新工黨」甚至連調和階級矛盾的主張都放棄了,和保守黨一樣高喊「國家競爭力」。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被視為全球最徹底的反資本主義革命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尤其在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之後,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把它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首要黨綱放到了不可見的遙遠未來。


蘇聯集團的共產黨政權有被部分本國人民唾棄而垮台,是事實。但陳信行沒有理由不知道西歐社民派在一戰之後和冷戰期間促進和推動帝國主義圍堵蘇聯東歐,並扶植所謂民主反對派的重要角色,而西歐社民派投射的「有普選就有西方生活水平」的幻像,恰好也是蘇聯東歐(乃至中國)百姓思變的要害。

為什麼還要說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主張過什麼「逐漸消滅資本主義」呢?這根本就是栽贓啊。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其中的「左翼」曾經講過(通過資產階級國家)「逐漸推行國有化」,也有講過這就是「社會主義」,但他們並沒有提出過什麼「逐漸消滅資本主義」。

布雷爾的「新工黨」真的沒有「調和階級矛盾」的說法嗎?那幹嘛要「高喊國家競爭力」、大談發展經?人家整天講的,就是如何創造「勞資雙贏」,要「社會公平」。我真的不懂,「論述」為什麼要寫成這樣的樣子,硬是要為社民派創作一個從不存在的「黃金時代」。

關於左傾學界的文革「商品生產」及其消費,我在評論汪暉關於台灣「運動」的文章及其附錄裡面,大概說過了我的看法,在此不贅。

至於中共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作者到底有沒有讀懂?眾所週知,中共宣稱他們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不過這種「社會主義」還很初級,還落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也更加還未到達共產主義,還會長期繼續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如此等等。但我們的作者竟然說,此論就是中共宣佈放棄了推翻他們在此論宣稱已經推翻了的資本主義制度?這真的太過吊詭了吧。

 

這個情境使得2008年後全球經濟危機之下各地的反抗運動呈現出不同於1930年代的一種惶惑不安。在1930年,蘇聯只成立了13年;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工人運動都還受到各種壓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還沒有成功過。換句話說,當時最激進的政治運動所提出的主張、路線和革命願景,都還有在未來實現的可能性。但是,在現在,當年的那些社會主義主張都被或多或少地實現過一次了,成果不佳。資本主義還在,還在繼續擴張,其災難性的內部矛盾繼續禍害著愈來愈多世界各地的勞動人民,更繼續荼毒全球的自然環境。


看到這種論述,真的有點「惶惑不安」。

但我的「惶惑」,其實是次要到不得了的。這裏的要害是,假若陳信行宣告據說當代本土保護主義運動亟待腦補的「1930年代社會主義視野」,已經是「或多或少地實現過一次了,成果不佳」的東西,那他又憑什麼說這種腦補,不會因為讓「運動者」自我感覺更加良好(和更加無知),而「禍害著愈來愈多世界各地的勞動人民」?

 

這時候,在類似當代臺灣那樣的歷史脈絡中,不管哪一股政治力量要出來宣稱說:「我們有一套綱領,不是只補補這裡那裡的瘡疤,而是徹底改變現在『財團當道、豺狼治國』的情形」。這不只不能說服群眾,恐怕連自己都很難說服。說大話空話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大家都看多了。現在,許多臺灣人民認為最好的狀況,恐怕也只是選出像柯文哲這樣的「白目」政治素人,清理一下各種弊案,挫挫「海峽兩岸政商集團」的囂張跋扈。至於徹底的改變,連空想都很難想得出來。


「說大話空話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大家都看多了。」這對極了。

1930年代發生了什麼事,社民派到底是哪門子的社會主義者,革命和改良是同一件事、差別只在於信心,天花亂墜。到最後原來1930年代的眼藥,也是試過幾十年的「成果不佳」的破爛貨。

那當然自己都很難說服,更不要說服群眾。不是這樣還可以怎樣,真的是「連空想都很難想得出來」。

但不要緊,1930年代的西歐很好,文革最革命。「運動」若能學到這種論述,應該是會大有長進的。

 

反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會像什麼?

汪暉把臺灣反服貿運動放置在2008年以來世界各國的抗議潮中,認為它有新意:對代議民主制的質疑。相較之下,美國的「佔領華爾街」只是對大資本金融統治的象徵性抵抗,而從突尼西亞開始的「阿拉伯之春」則是打著反專制、要民主的舊旗幟。我們或許可以把導致目前的烏克蘭內戰的2014基輔抗議算在內。香港史無前例的「雨傘抗議」當然更不能忽視。這些大型群眾抗議雖然具體口號不一、後果也不同,但是,相同的是:他們都沒有二十世紀意義之下的政黨──不管是左是右、是自由派還是社會主義──作為運動的發動者、領導者、或政治集中的會師點。從這點來看,臺灣佔領立法院行動客觀上所造成的對參與在代議民主遊戲中的朝野政黨一致的質疑,並非獨一,只是比較凸顯。


現在,太陽花的各路人馬都組黨參選了,而且正在綠色之中大放異彩,就讓我們的學者們,繼續「質疑代議民主制」吧!

「佔領華爾街」公開指出政治獻金制度敗壞了美國的民主,不知道嗎?

「阿拉伯之春」是說它們沒有民主或有假民主,不曉得嗎?

基輔獨立廣場運動、香港雨傘運動「沒有二十世紀意義之下的政黨」?這麼說的話,那保守派、自由派、社民派、本土派,各色反共本土優先論者,乃至強力支持獨立廣場發展成「反共抗俄」政變、和向泛民叫停「雨傘革命」的美利堅合眾國當局,應該算是哪一個世紀的「遺產」?

 

這些沒有政黨領導的群眾抗議大量地重複上述臺灣佔領立法院行動之中的特點:一方面井然有序的庶務安排與志工協調展現了群眾自治的能力,用日常庶務的流暢運作宣告著「我們不需要政府管」;另一方面,幾乎沒有足以通過集體討論形成決定的組織形式使得運動的走向難以預料。美國的「佔領華爾街」行動在天氣冷下來之後就悄然消失;埃及經歷了一次修憲、一次大選、一年的民選右翼政府執政之後,經過再次大型群眾抗議和軍事政變,使得舊勢力又班師回朝。烏克蘭則導向可能牽動區域軍事衝突的內戰。


寫到這裡,已經近乎不想再評論了。沒有需要這樣損「佔領華爾街」,人家是被美國政府暴力清場的。另外,這些「運動」都有明確到不得了的訴求、政治立場十分鮮明的領導者,怎能說是「走向難以預料」?不斷吹捧這些運動的組織很厲害,說到似乎中產社會本來是沒有組織能力的,這只能說明論者沒有能力組織活動之餘、也不願意研究和說明這些人到底是怎樣組織起來的。

 

在這些前車之鑒中,臺灣的群眾抗議會走向何處?這往往是個讓人細想之下越想越焦慮的課題。到目前為止,支持抗議的臺灣群眾有許多還在對去年底的地方選舉中國民黨的大敗覺得滿意。但是,很少人認為2016年民進黨再次的執政就能夠解決問題。說不定,沒多久之後,群眾又得回到街頭,抗議下一任政府。

積極的一面是:「政府無能」的罵聲中,台資財團才是真正的統治群體,這個事實愈來愈清楚。

獨派論述認為,台資財團之所囂張,其實是中國政府在背後撐腰。從而,他們試圖把反財團的情感導向反共(反對今日權貴資本主義當道的中國共產黨)。而反共,在臺灣這個冷戰的前哨地帶的歷史脈絡中,自然地就是親美親日。這個派別很吊詭地繼承了戒嚴時代國民黨蔣家政權的大部分政治主張,雖然他們自認為是國民黨的死對頭。


這幾段話的弔詭之處,在於似乎把「獨派」和「台灣的群眾抗議」說成是沒相干的兩回事?

這些人的抗議,不是抗議資本主義,而是反對「賣台」。將台獨說成是反財團,其實同之前硬是把社民派說成是「逐漸消滅資本主義」的提倡者一樣,是栽贓。

台獨,真的是從1979年/1989年/1998年/2001年(?)才開始反共的嗎?

 

這種21世紀的親美反共(從而反中)論述的前提是中美兩國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問題是,現實的經濟運作中,美中兩國資本、從而代表兩國資本利益的兩個政府之間,並不僅僅有競爭以及其他形式的緊張關係。更重要的是緊密扣連的「全球裝配線」生產模式。在這個模式中,臺灣資本(與韓國、香港類似),是中間人。忽略了這個現實,運動必然會打不著我們當前社會真正的統治集團的痛處。

作為嘗試為運動注入進步元素的行動者,我們對於當前臺灣的政治辯論最重要的任務,可能是不斷重複地以行動強調兩岸勞動階級之間的命運連帶。這是一個樞紐性的任務,成功的話,反財團的群眾感情才比較可能從忽略現實的反中反共轉向比較符合現實的認識:問題出在資本主義。

問題是,什麼樣的政治力量可以挑戰資本主義?

十一
上面剛剛說,中共是權貴資本主義,所以才淪為反對台資財團的台獨人士的箭靶。才不過一兩段,話鋒一轉,就說「問題出在資本主義」,不要「忽略現實的反中反共」?太妙了。

按照這裏的上文下理,「全球裝配線」之下的台灣資本,是中美資本的中間人,運動似乎要杜絕這條裝配線和中間關係,才可以打到統治集團的痛處(最好應該是要實現台灣、中國和美國都脫離國際分工的「視野」)。

明知「運動」本身並不進步,所以要「注入進步元素」,說這種自說自話的「辯論」是「最重要的任務」,就要「不斷重複地以行動強調兩岸勞動階級之間的命運連帶」。

問題是,站在本身已經親帝的本土保護主義的角度,作者的這種論述,恰好就證實了他們的「正確」:中共權貴資本主義就是賣台資本的總靠山,必須要斷絕這兩者之間的聯繫,這樣才是真正的「幹政府」。我們不只要《監督條例》防止賣台,還要去華盛頓要求揚基大哥放棄「一個中國」政策,放手的支持我們圍剿惡魔黨——「運動」的群眾,有聲討他們的領袖們的這種做法嗎?完全沒有。

在這種情況下,作者的這種「不斷重複兩岸勞動階級之間的命運連帶」說,並不可能超越老套:那就是,台灣如果不脫離中國權貴資本惡魔黨的魔爪,那下場就會像中國底層百姓一樣,永不超生。所以?「我們要捍衛台灣民主,支持中國民主運動」。

認真的說,這種東西,會有可能同社會主義發生任何關係的嗎?

 

在小資產階級感情占主導地位的臺灣社會,近期之內,絕大多數運動參與者能想到的還會是小資產階級立場上的行動:一方面試圖發展不被大財團控制的營生與生活模式,例如有機小農合作社,以探索「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個口號;另一方面,各種保衛弱勢者私有財產性質的抗爭還會繼續爆發、繼續召喚著大量群眾的熱情義憤。這樣的義憤會導向何方?另一個政黨、甚至另一種更具草根民主性格的政黨接管政權?目前的確有好幾個組織新進步政黨的倡議正在進行中,但是一時還看不出這些新政黨能夠如何有效挑戰代議民主制的局限。

或許,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應該暫時懸置馬克思主義及其反對者在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末期所打造出來的既定論題,例如無產階級專政中工人政黨的角色等等,而回到1848年前的歐洲去找一些可以借鑒的歷史經驗。那時,儘管西歐各國大量的人口已經開始生活在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危機之下,各種黨派的論述、組織、倡議、行動卻都還是粗疏、直觀、符合群眾的自發信念與感情,但即將要在實踐中失敗的。我們的時代的政治狀況與此類似。當年的馬克思一代人就是憑藉著批判這些運動與論述,建立起他們的理論體系,讓之後一百年的反抗運動足以援引為思考泉源。再度複習馬克思做過的課題,或許能讓活在這個時代的我們精神抖擻、敢於鬥爭,而不僅僅是悲歎運動的不足之處。

社會主義從來就不是誰設計好一套藍圖,再說服人們去依循著藍圖建設新樂園。相反地,社會主義來自於對資本主義的認識與批判。在這個意義上,2010年代仍然有可能是思想豐富、而非貧瘠的年代。

十二
其實,把通過選舉執政,說成是「接管政權」的說法(乃至什麼「草根民主」),本身就十分小資產階級。

陳信行的文章寫到這裏,可以說是完成了徹底的自我否定。

首先,他架空一個1930年代的「全球社會主義運動」及其「視野」。

然後,他說這個「運動」和「視野」其實是經過多年驗證的破爛貨,成果不佳。

所以呢?忘記我們身處二十一世紀帝國主義時代、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夜的現況,要回到⋯⋯1848年,「複習馬克思做過的課題」。

但馬克思當年批判各色小資產階級「運動」的其中一些重要結論是什麼呢?

小資產階級民粹是反動思想;
改良主義和社會革命是對立的兩回事;
必須組織工人形成獨立於所有資產階級和反動勢力的革命政黨;
共產主義和本土保護主義勢不兩立,共產主義社會是建立在國際交往和融合之上的世界性社會;
諸如此類,如此等等⋯⋯

但當然,這很可能都是廢話。因為理應(?)建立在這些結論之上的⋯⋯無政府主義、共產黨、社會民主派左中右三劍合壁的「全球社會主義運動」,是成果不佳的爛貨。

是啊,自己也說服不了,又怎能說服群眾?

所以,到最後,最重要的任務,也應該是唯一的任務,就是要喋喋不休的不斷以行動向本土保護主義運動的參與者表示:別忘記對岸的工人也很慘,要關顧他們,讓他們也支持你們的偉大事業——使台灣、中國和全世界都脫離國際分工。

當然,柯P是很「白目」的,我們需要的,是一種不是「二十世紀意義之下」的「視野」,1848年代的那種⋯⋯早被馬克思婊過的⋯⋯閉關鎖國「社會主義」。

對汪暉《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台灣問題》的一些感想

0
這是我對汪暉近日發表的《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台灣問題》的一些感想。匆匆寫就,必有表達不周之處,但姑且立此存證。

1

『反服貿運動顯示出兩個重要問題:反服貿運動顯示出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兩岸關係的平台,即國共兩黨關係,面臨嚴峻挑戰;二是台灣「統派」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力量已經式微了。這兩個轉變均非突發現象,也都與大陸「去政治化的政治」和「代表性斷裂」相關。當代中國政治危機的核心源於政治制度的代表性被不斷地否定。表面看起來,這些問題跟台灣無關,但事實上有密切關係。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分析這個問題。』

『現在中國大陸不再提「解放台灣」這個口號,台灣也不提「光復大陸」,兩邊不再爭奪「中國」了。「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的範疇,已經退化成為一個地理的範疇了。——台灣不爭了,它的口號已經從「中華民國到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發展為「中華民國是台灣」,「中國」作為政治的空間、政治認同的根據都不需要爭奪了。從中國大陸的角度說,這個政治轉變是中國自己的政治觀發生重大變化的結果。大而言之,這個問題可以溯源於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即試圖用社會主義運動來解決政治認同問題的努力失敗了。在這個問題上,如果社會主義運動還在,即便兩岸仍然不能達成既定的政治統一,也不存在現在的台灣危機,兩岸問題至少會是另外一個以爭奪「中國」範疇為中心的問題。』

汪暉將他主觀設想的毛澤東時期的政經體制,等同為「社會主義實踐」,將毛澤東時期的對台政策,等同為「社會主義運動來解決政治認同問題的努力」;因此,當他所設想的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不可解地轉化為鄧小平的「後革命」路線之後,就是「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這種設想,是不符合史實的。

眾所週知,中共的對台政策,在朝鮮戰爭美軍進駐台灣介入台海、台灣島上的共產主義力量被蔣介石政權徹底消滅之後,即早在1950年代中後期以來,就提出了和平統一的路線。中共對於蔣介石政權的宣傳和實際政策,也從號召革命打倒,轉變為以「民族大義」為主線的「統戰」——即不要求蔣介石集團認同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而是號召蔣介石集團「回歸祖國」。

按照汪暉的假想,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實踐」、特別是對台政策的實踐,理應一早就徹底「失敗」。除非,他認為文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實踐」,文革期間那種色厲內荏的「超反帝」(其突出處是通過將蘇聯說成是「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社會帝國主義」、「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謀求與西方帝國主義達成妥協)宣傳、及其所伴隨的「解放台灣」話語,就是「社會主義運動來解決政治認同問題的努力」。

中共政權當年的「解放話語」到底有多真實,可以從1966年的澳門事變和1967年的香港事變的善後得到檢驗——在澳門,中共並沒有順應群眾運動的勝利驅逐葡帝,而是將澳門華人社會的領導權交給所謂愛國商人,為中共與西歐的外交留下一條線(另外,在1974年至1976年的葡萄牙革命期間,葡國最大的「毛派」組織與中央情報局和西德資助的社會黨結成聯盟,暴力襲擊反對北約和歐洲共同市場、被視為赤化威脅的葡共。2004年至2014年間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當年就是「毛派」的領袖之一);在香港,中共中央在排除了指示香港左派將反帝運動升級的造反派的干擾之後,嘎然的終止了運動,將整場運動定性為違背中央對港既定方針的極左盲動,以致在中共官方的香港史裡面,1967年的反帝運動被徹底隱沒。

「革命」時期的中共之所以有這種做法,並不是因為它推行了「去政治化的政治」、或中共獨有的「政黨轉型」瓦解了,而是因為中共當年(乃至今天)所推行的「革命方針」,一直都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框架底下(「民族復興」不過是此說的另一表述)。

中共政權的實際行動,最終取決於中國一國的經濟建設需要、以及官僚執政集團的存續。正正是在這個「實際的」民族主義綱領之下,而不是各種被設想的「革命理論」的指導之下,澳門、特別是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吸收帝國主義資本和技術的門戶和政治上的緩衝區,在中共被設想成是「最革命」的文革時期,得以保留了資本主義制度、也因此保存了繁衍至今的新殖民主義「民主」勢力的土壤。

汪暉說,假如中共今天還在實踐毛澤東路線,那即便兩岸沒有統一,也不會有今天的台灣危機。這是一種唯心主義的、脫離史實的說法。

因為兩岸對立,在本質上並不是兩種「中國觀」的對立,而是官僚化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大陸和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新殖民體制的對立,兩種截然不同的政經制度的對立。台灣在1949年之後,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新殖民地,左派在1950年代被消滅,台灣在經濟上成為美日帝國主義支配的附庸,主流的社會思想順理成章的是冷戰反共思想,至今仍然如此。

蔣介石集團的「中國」,是一個與現實存在的、推翻了資產階級統治的中國完全脫離和對立的「中國」,是一個將共產主義視為病變的「中國」、是一個完全符合帝國主義宣傳的虛構的「中國」。越認同蔣介石集團的「中國」,就會越憎恨現實存在的中國,厭惡和排拒「讓中國淪亡陷匪」的現實存在的中國人民。正正就是蔣介石的這種以「華夏正統」打扮自己的反共意識形態,成全了今天台灣的台獨和獨台——這兩種思潮的核心內容,就是「拒絕共匪」——台獨派的「高明之處」,就是知道台灣問題實際上是中國革命懸而未決的問題,只可以通過創造「台灣民族」、構造「法理獨立的基礎」,才可以永遠脫離「共匪」的「魔爪」。

所謂「港獨」所秉持的,正正就是與「台獨」思潮同樣的邏輯:因為中共政權在短期內不可撼動,要繼續維持香港的新殖民體制,就必須構建出「香港民族」、以謀求「得到國際社會承認」的政治基礎。

汪暉宣稱中共如果今天還在推行毛澤東路線,那台灣的反共自立/分離主義就不會發展到今天的地步,要麼不是搞錯了台獨思想的歷史邏輯及其物質基礎,就是被台獨「左翼」的宣傳所蒙蔽——台獨「左翼」的針對對象是中國,而從來不是資本帝國主義;他們的所謂「左」,只是指在脫離了中國魔掌之後,台灣資本主義社會可以「更公平」——或「回復」到台商上陸之前(!)的「公平」——的民粹讕言而已。

2

『從中國大陸內部來講,社會主義政治運動所寄託的是一個解放的理念,這個解放是通過階級、工人階級、工農聯盟、統一戰線、民族解放這一系列的政治構成來實現的。所以中國的所謂「代表性斷裂」,第一表現為工人階級政治的衰落,工人國家的衰落,即不存在19-20世紀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了;第二是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的衰落和工農聯盟的徹底瓦解,即不存在這兩個範疇了,以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形成的廣泛統一戰線的人民範疇也不存在了。在這個意義上展開的民族解放事業也失去它的效能了。由於其隱含的階級範疇不存在了,少數民族作為一個被壓迫民族的概念,就轉化為了族群、族裔的範疇,或以族裔性為中心的民族範疇,其認同政治只能圍繞族群身份展開了。』

汪暉這裏所謂的「代表性斷裂」,如上所述,只是將毛澤東時期(及其承襲的斯大林主義模式)的中共官僚體制及其宣傳,等同為「工人階級政治」、「工人國家」、「19-20世紀(19世紀所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並沒有考慮到官僚階層替代工人階級、長期執政的可能性!——趙平復按)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形成的廣泛統一戰線的人民範疇」。據說體現了以上詞彙的毛澤東路線成為歷史了,那它們也當然就隨之「衰落」、「徹底瓦解」和「不存在」。也據說因為中國「社會主義」已經不明不白的死去了,中國的「民族解放事業」也隨之「失效」。

必須指出的是:「民族解放事業」,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範疇。殖民地新殖民地脫離外國/帝國主義的政治支配、建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之中謀求「自主發展」的運動,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內容。只是因為殖民地新殖民地資產階級不能真正實現「本應」由它來實現的民族解放,所以它才成為了殖民地新殖民地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任務之一,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社會主義運動的根本目的、也不會因為過去或現在由非工人階級的政治勢力所實現而「失效」——例如:歐美資產階級革命所建立的民族國家,和二戰後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不會因為「沒有社會主義(或毛澤東思想)」而「失效」。

在中國大陸,1949年的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統治、建立了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從而結束了大陸對帝國主義的附庸關係,實現了中國大陸的民族解放。在帝國主義重新征服中國大陸、扶植資產階級上台、將大陸的主要生產資料收歸華爾街、法蘭克福和東京的支配之前,我們斷無可能因為文革已經成為過去,而宣稱中國的民族解放已經「失效」。

在毛澤東以降的中共政權的框架之下,中國國內的少數民族,並不是馬克思主義傳統意義上的「被壓迫民族」,即有建立獨立民族國家權利的共同體,而是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因此,中國脫離帝國主義支配、實現民族解放,不只是中華民族主體的漢民族的解放,同時也是少數民族的解放。中國少數民族的問題,因此被設定為反對漢族沙文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促進民族地區脫離貧困落後、融入中華民族的問題。在這種設定之下,中國的少數民族問題,除了在文革期間出現禁制宗教活動的極左措施之外,一直都是以「族群、族裔的範疇,或以族裔性為中心的民族範疇」被處理的,「其認同政治」也一直是「圍繞族群身份展開」的(這點和對台統戰政策是共通的)。若非如此,就根本不能解釋,中共政權從建立開始,在新疆和西藏都推廣和維護官方認可的伊斯蘭教和藏傳佛教。

3

『從國際視野看,社會主義中國在國際領域的代表性表現在中國跟第三世界的反對聯盟,與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統一戰線,跟第一世界的博弈關係,正是由於這一遺產,中國與亞非拉的關係—尤其是與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在全球化條件下獲得了新的機遇,這是影響當代世界格局的大事。毫無疑問,這一關係正在經歷深刻的重構過程,以資本輸出、商品輸出和資源貿易為中心的跨國流動已經取代曾經的國際主義,成為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間關係的更為實質的部分。在今天,重提萬隆會議精神,或許是再恰當不過的時刻了—重提不是為了重返1950-1960年代,而是探索21世紀的國際主義的可能性。』

汪暉在這裏,繼續沿用他架設的一套脫離史實的觀點。他這裡將「三個世界理論」的「實踐」說成是「社會主義中國」在「國際領域的代表性的表現」。他完全搞錯了這件事,而且還是搞錯得十分離譜。中國當年「與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統一戰線,跟第一世界的博弈關係」,具體上就是:指示西方毛派主張北約加強對蘇軍備;與伊朗巴列維王朝和西歐帝國主義「統戰」反對中東的「親蘇勢力」;與「非洲的蔣介石」蒙博托和南非種族主義政權和他們背後的西方帝國主義「統戰」反對蘇聯和古巴支援的民族解放力量;與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和西方帝國主義「統戰」支援聖戰份子在阿富汗「剿共」;與西方帝國主義和流竄泰柬邊境的波爾布特政權「統戰」制裁越南;與美國帝國主義「統戰」代其進行長達十年的對越報復戰爭。

中蘇交惡之後,中共政權從所謂「反兩霸」到1970年代之後的聯美制蘇、甚至武裝和訓練帝國主義在各地扶植的反革命武裝,曾經嚴重的損害了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使中共政權的在亞非拉的聲譽一落千丈(別忘記中共曾經給越南予「蘇修帝國主義打手、東方的古巴」的「諡號」——這對於獲得古巴大力支援和指導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來說,簡直就是不可思議的叛徒行徑),引來大量的批評和非議。與其說中國今天和亞非拉各國民族主義政權的關係,是建立在這種「遺產」之上,倒不如說是建立在對這種「遺產」的「集體失憶」之上——對這個問題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亞非拉國家官方在「回顧」與中國的「世代友好關係」時,中蘇交惡後直至2000年代的近四十年期間,只有寥寥幾句、甚至一片空白——彷彿萬隆之後,大家都進入了時空機,集體穿越到十幾年前才再度復活的「黃金時代」。

汪暉在這裡將「資本輸出、商品輸出和資源貿易」同「曾經的國際主義」對立起來,但中國在1950年代至中蘇交惡之間的「曾經的國際主義」的目的和內容,恰巧就是因為帝國主義絞殺而無以為繼的「資本輸出、商品輸出和資源貿易」。所謂「萬隆會議精神」,既不是向各國推銷毛澤東思想的「政治轉型」、也不是號召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而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萬隆會議十項原則》等文件所展示的互不干涉內政(即「不輸出革命」),在《聯合國憲章》的框架下加強亞非國家的經濟貿易和文化合作的「南南合作」。當今中共政權在實行的亞非拉政策,正正就是當年因為種種因素而未能實行的「萬隆會議精神」,正正就是據說與「國際主義」不相容的經貿關係。

4

『總之,所有這一切統統都改變了。換句話說,原來的政治實踐的所有層面,從階級聯盟,到人民、民族、國際,統統都轉變了——隨著政治實踐的轉變,與前述政治實踐相關的政治結構與政治範疇也都瓦解了。而所謂「解放台灣」,在原來的政治結構中是建立在以上這些政治範疇之上的。對於大陸而言,台灣問題當然是一個嚴重問題,但大部分人只是在主權問題上理解它,並沒有認識到這一問題是上述政治問題的衍生物。統一問題一旦被貶低為一個族裔性問題或者說一個族裔民族主義及其主權形式的問題,就喪失了其真正的嚴重性。台灣問題被包裹在一個日漸失去效能的舊的主權概念中,就會失去其政治內涵。』

上面我們已經看到,汪暉的所謂「一切統統都改變了」,其實都是言過其實之論。而所謂「族裔民族主義及其主權形式」的對台政策,其實就是中共政權自毛澤東時代就有的主調。汪暉在這裏的論述,在客觀上只能和應台獨「左翼」的那種謬論:因為大陸不再推行毛澤東路線(是哪一種毛澤東路線?這些人不會也不能說個究竟),所以我們不要和大陸統一。

然而,台獨「左翼」思想的根底,是維持(或所謂「深化」)台灣的現行「民主」政經體制,並追求在「國際社會」(即帝國主義)的認許下,推進模稜兩可的「社會正義」——這些人的目標從來就不左,又怎麼可能宣稱因為大陸「不夠左」,而使這些人⋯⋯支持帝國主義(舉例:台獨「左翼」的史學理論大佬史明,就宣稱列寧主義是法西斯主義,北歐社民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5
汪文提及的關於台灣社會主義統一派的問題,最好由社會主義統一派的朋友回應。我作為一個外部的觀察者,只能提出一點:「一國兩制」並不是中共「革命傳統」的「斷裂」,而是一國社會主義/民族復興路線的延續和在當代條件下的實踐。例如,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實踐的就是一種籠絡上層、維持現狀的「一國兩制」(汪文有提及這個事實)。

汪文提及的許多問題,其實並不是「一切都統統改變了」的「新時期」的「新問題」,而是中國革命實踐一直存在的舊問題的新發展。對我來說,「一國兩制」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社會改造的展望和日程表。「一國兩制」的最終解答,就是對它的「一國社會主義」邏輯的揚棄。

6
關於香港,汪文說大陸的主管部門疏遠了香港左派,將大資產階級視為最重要的合作者和依靠對象。因為有此「路線的轉變」,所以造就了今天香港的危機。然而,如上所述,「不解放香港」,就是中共建政前夕就確定下來的路線。香港左派在殖民時代被賦予的主要任務是反帝、凝聚香港的「愛國力量」,而從來不是反資。中共對維持香港資本主義的理解,同此前對維護西藏舊制度的看法一樣,都是以籠絡控制主要生產資料的上層人士為主,發展中共基層勢力為輔。香港的危機,並不是什麼「路線轉換」的產物,而更接近西藏1959年事變前夕的局勢,即「既定的長期方針」的產物。

7
我認為汪文對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有不少的誤解,並因此給它賦予了它從來沒有的相對於「政黨政治」的獨立性、設想它可能會沿著「反新自由主義」的邏輯而實現「進步」的潛能。

8
「新自由主義」是一個經常被濫用、誤用的概念。多數使用這個詞彙的論者,要麼不是以此作為「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就是意淫資本主義除了「新自由主義」之外、會有另一種「進步」的發展路徑。

我沒有理解錯誤的話,在文章的開頭高調宣布今天的中國和他所設定的「社會主義中國」已經發生了「斷裂」、「一切都統統改變了」的汪暉,當在評價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的時候,實際上就是宣布中國已經完成了資本主義的復辟:即舊國家體制已經瓦解,資產階級成為了統治階級,主要生產資料也成為了資本家的私有財產。

倘如此,那汪在文章的結尾宣布「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有可能是對世界資本主義的修正,就是自相矛盾的了。多數的「新自由主義」論者,可以冠冕堂皇的宣布:中國是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一帶一路」和「互聯互通」只不過是老掉了牙的帝國主義擴張、資本積累和地緣政治,和舊帝國主義的柏林-伊斯坦堡鐵路等一類計畫沒有差別,因此必然會加劇包括中國在內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如此等等。

因此,我認為汪暉誤用了「新自由主義」的概念,將市場改革開放初期、特別是1990年代末國企大改制等無疑具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政策,等同為中國政經體制性質的「新自由主義化」。然而,如果中國真的已經新自由主義化了(也就是淪為國際金融資本的新殖民地——我們必須確定有此危機,但這不等於這已成事實),中國今天是不可能通過國營企業和遠遠低於正常利潤的方式,推動「一帶一路」的。也正因為中國不是什麼「新自由主義國家」,所以對台商「讓利」的政策才有可能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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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太陽花運動」之中的「左翼」所提出的「反自由貿易」(實際上是針對大陸的、維護美國霸權的本土保護主義偽激進修辭)論述,我在當時和周乙、鄭文元兩位朋友合作寫了這一篇批評,在此給大家參考:
《在國際工人運動低谷和資本主義危機之際的回顧與展望 ──回應苦勞網【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上篇下篇

對於台灣「左獨」人士對「統派」的一種常見的荒謬的責難,我在2014年3月寫了一篇《評一種社運人士盛讚的王曉波兩岸和解論批判》批評之。

略論普京的遠東大開發方案

《人民日報》:普京震撼出招:引入中國移民,每人送15畝土地!

這項方案的具體條款如何,將會如何實行,暫時不得而知。但從根本上說,俄國和中國,是早應聯合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

在理論上,在蘇聯滅亡之前,中蘇兩國更有條件對該地區實施有計畫的聯合開發,使之成為亞歐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樞紐。但由於克里姆林宮和中南海的當權者都沒有這種展望,只有民族利己主義的計算,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變成了中蘇交惡的前線、「兄弟」相煎的場所。

蘇聯復辟之後的歷代資產階級政權,包括普京政權對華人的一時利用、一時迫害的做法,將會繼續為此地區的前景蒙上陰影。

「一國社會主義」正在急速走向極限

尾崎按:中國與多國簽訂貨幣互換協議,一方面像下文所言,為被西方金融機構封殺的國家提供「救命錢」,另一方面則為人民幣的國際化和國際貿易的「非美元化」鋪路。中國在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之後,尋求改革IMF被美國拒絕,遂另起爐灶,通過貨幣互換協議和即將啟動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促進地區互聯互通建設和經濟一體化。美國正在全力遊說各國抵制亞投行,亞洲開發銀行的日籍總裁也對亞投行表示不歡迎

隨著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急速突破「一國社會主義」的框框,不可避免地深化和擴大中國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相互依存,無論是現存的官僚獨裁體制,還是世界帝國主義的政經秩序,都將遭遇強烈的衝擊。在世界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官僚畸形工人國家與世界帝國主義日益激化的矛盾,將會激化各國國內和國際上的政治鬥爭,對工人階級提出史無前例的挑戰。

Ruble Swap Shows China Challenging IMF as Emergency Lender
By Ye Xie – Dec 22, 2014
China is stepping up its role as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 to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financially strapped countries.

Chinese officials signaled on the weekend they are willing to expand a $24 billion currency swap program to help Russia weather the worst economic crisis since the 1998 default. China has provided $2.3 billion in funds to Argentina since October as part of a currency swap, and last month it lent $4 billion to Venezuela, whose reserves cover just two years of debt payments.

By lending to nations shut out of overseas capital market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bolstering the country’s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cutting into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 status as the go-to financier for governments in financial distress. While the IMF tends to demand reforms aimed at stabilizing a country’s economy in exchange for loans, analysts speculate that China’s terms are more focused on securing its interests in the resource-rich countries.

“It’s always good to have IOUs in the back of your pocket,” Morten Bugge, the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at Kolding, Denmark-based Global Evolution A/S who helps manage about $2 billion of emerging-market debt, said by phone. “These are China’s fellow friends and comrades, and to secure long-term energy could be one of the motivations.”

The ruble jumped 4.9 percent to 55.8 per dollar in Moscow on Monday after Hong Kong-based Phoenix TV cited China’s Commerce Minister Gao Hucheng as saying that expanding the currency swap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would help Russia.

Ukraine’s Allies

The ruble has gained 10 percent over the past two days, paring a selloff that’s made it the world’s worst performing currency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Unlike Ukraine, where the pro-west government received a $17 billion IMF-led bailout this year, Russia, Argentina and Venezuela are often at odds with the U.S. and its allies, essentially keeping them out of the reach of the Washington-based institution. At $3.89 trillion, China holds the world’s largest foreign-exchange reserves, allowing it to fill the void.

China and Russia signed a three-year currency-swap line of 150 billion yuan ($24 billion) in October, a contract that allows Russia to borrow the yuan and lend the ruble. While the offer won’t relieve the main sources of pressure on the ruble — which has lost 41 percent this year amid plunging oil prices and sanctions linked to Russia’s annexation of Crimea — it could bolster investors’ confidence in the country and help stem capital outflows.

Argentina Reserves

Two phone calls to China’s central bank seeking comment on the terms of its currency swaps weren’t returned. Russia isn’t in talks with China about any financial aid, Dmitry Peskov, a spokesman for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aid on Dec. 20.

Funding from China has helped raise Argentina’s foreign reserves to a 13-month high of $30.9 billion, a boost for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kept out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since defaulting on foreign obligations in 2001.

Argentina received $1 billion worth of yuan earlier this month as part of the three-year currency-swap agreement with China, a central bank official in the South American country, who asked not to be identified because he isn’t authorized to speak publicly, said Dec. 11. That extended the funds transfered to Argentina to $2.3 billion since October. The swap is for a maximum of $11 billion over three years.

$21 Billion

In Venezuela, President Nicolas Maduro last month added $4 billion he borrowed from China to the country’s reserves after they fell to an 11-year low. The country now has about $21 billion in its coffers, equal to the amount of debt it has coming due in 2015 and 2016.

Venezuela, which was already plagued by shortages of everything from toilet paper to toothpaste, is also suffering from the drop in oil, its biggest export. Traders are betting that there’s an 89 percent probability that Venezuela won’t be able to make good on its debt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according to credit-default swaps data compiled by Bloomberg.

“I don’t think this is a broad policy to support any country that asks for Chinese help,” Steffen Reichold, an economist at Stone Harbor Investment Partners in New York, said in an e-mail. “Several countries are currently in a tight spot and the Chinese are offering to help. That buys them some goodwill and influence, and promotes the use of the yuan.”

U.K., Australia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has signed currency-swap agreements with 28 other central bank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those in the U.K. and Australia, making the yuan an alternative to the dollar for global trade and finance.

By promoting the use of its currency, China acts in its own interests as it challenges the dominance of the U.S. in the global economy.

Two months after Russia annexed Crimea in March, China signed a three-decade, $400 billion deal to buy Russian gas. Oil imports from Russia hit an all-time high in November, according to China’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While the ruble’s depreciation affected Chinese exports to Russia and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two countries to implement joint projects, the challenges shouldn’t be exaggerated, according to a commentary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People’s Daily newspaper today.

China has made $47 billion in loans to Venezuela since 2007, making it the country’s largest creditor, according to Eurasia Group, a political consulting firm. Venezuela, which holds the world’s largest oil reserves, repays the loans by shipping crude to China.

In July, Xi signed trade and investment agreements for at least $7.5 billion in Argentina, cementing China’s ties to the world’s third largest soybean producer.

“China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more important role and is willing to engage,”Michael Ganske, who oversees $8 billion as the head of emerging markets at Rogge Global Partners Plc, said by e-mail from London. “There is geo-strategic importance connected with” the funding deals, he said.

存參:勞爾·卡斯特羅就與美國關係正常化講話全文

Debemos aprender el arte de convivir, de forma civilizada, con nuestras diferencias

Compatriotas:

Desde mi elección como Presidente de los Consejos de Estado y de Ministros, he reiterado en múltiples ocasiones, nuestra disposición a sostener con el gobierno de los Estados Unidos un diálogo respetuoso, basado en la igualdad soberana, para tratar los más diversos temas de forma recíproca, sin menoscabo a la independencia nacional y la autodeterminación de nuestro pueblo.

Esta es una posición que fue expresada a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de forma pública y privada, por el compañero Fidel en diferentes momentos de nuestra larga lucha, con el planteamiento de discutir y resolver las diferencias mediante negociaciones, sin renunciar a uno solo de nuestros principios.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