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對於某與泛民「左翼」建立政治聯盟，先後發表文章要與柴靜式的新自由主義者「尋求共同行動的基礎」、呼籲香港「反水貨」法西斯「理性思考」、將火力對準大陸當局和香港「不公分配制度」的大陸社會民主派青年學者集團，同時發表「引述」意大利毛派學者對文革的謳歌、宣稱在工廠內部輪調管理隊伍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高談闊論安源怎樣怎樣的文章，我感到莫名其妙。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想清楚，在現代中國的歷史上，在綱領上和實際行動上最接近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集團，就是中國國民黨。
大陸部分毛派決志成為資產階級民運的「極左翼」，要努力與香港的泛民「左翼」和台派「左翼」建立政治連帶，完全是他們的自由。
然而，他們既要做民運的「極左翼」，和港台的新殖民「左翼」結盟，同時又要拿在實際上取消了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引領之下實現「社會正義」的前途的1949年革命做自己的政治標籤，又是何苦？
他們這樣的消費中國革命、文革和「毛主義」，不但不會使他們的新殖民「談話對象」「轉左」，還會使他們徹底淪為販賣「底層」民粹的帝國NGO的奴僕，成為帝國徹底消滅中國革命的幫閒。
日前，朋友傳來黃絲帶「托派」林致良先生在臉書上對此文的轉載和評論（見上圖）。對此，敝人的看法是：
一）將評論等同為「罵」，將自己放上一個不可以被批評的位置，從而迴避評論的內容和根據，是不可取的。
二）敝人沒有用過「二重反革命」（這是什麼意思？）、「法西斯蒂」去評價林致良的政治立場。敝人認為，林先生是個挪用馬克思主義詞彙化妝自由派、社民派思想的假左派，是個幫閒類型的人物，但未至於是「反革命」。反倒是，林致良、宋治德曾經因為敝人反對北約轟炸利比亞，給了我一頂「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最近，林致良又引述「朋友」的說法，給了我一頂「極左反動派」的帽子，但這次沒有給予「理由」。林先生一類人其實也不需要什麼理由：你不是他的同黨，你就是他的敵人。
三）林先生這次的「貢獻」，並不只是將敝人從來沒有提出過、也不可能提出的言論，張冠李戴的說成是敝人的說法（這是林先生的基本做法），而是更「進一步」的，在轉載我這篇在根本上批駁這種言論的文章時栽贓。事實上，林致良及其隸屬的末期曼德爾派組織先驅社，宣稱在毛澤東時代，因為中國經濟差不多是100%國有，所以「中共官僚歸根究底為工農大眾服務」；而在1988年，「因為」中共官僚放棄100%國有制、承認市場經濟的存在後，就「復辟了資本主義」，所以按照林先生他們的講法，中國就從「官僚社會主義」變成了「官僚資本主義」。
林先生的這種說法，其實是典型的毛派（和斯大林主義）的觀點，和托洛茨基主義一點關係都沒有。
按照托洛茨基的分析，剝奪勞動人民政治權利、寄生在國有財產之上，將共產黨的世界革命綱領歪曲成民族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的官僚階層，從來都沒有「歸根究底為工農大眾服務」。極力將政治特權和物質利益「傳宗接代」的官僚階層，之沒有能力進行徹底私有化，是因為他們恐懼無產階級。
對托洛茨基來說，官僚階層的獨裁統治，好比是工人國家體內的腫瘤，是一種病變（所以有「墮落」、「變態」、「畸形」等各種比喻），工人階級若不能及時通過政治革命剷除這個腫瘤，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推動世界革命，那工人國家最終就會被國內外的資產階級反動勢力（包括從官僚階層分裂出來的復辟派）所消滅。
林先生的派系曾經因為斯大林主義的觀念（100％國有制）而宣稱毛澤東時期的中共官僚階層「為工農服務」，現在因為中共官僚放棄100%國有制而宣稱中國已經復辟，「所以」要用資產階級民主制取而代之。這是名乎其實的形左實右。
四）此文的第二至第四點，比較了托洛茨基關於官僚變態工人國家的分析和綱領，和林先生所屬派系的論述和實踐。
五）就算退一萬步，認為中共政權是最專制的資產階級專政，左派應有的綱領，是準備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莫名其妙的宣稱實際上為權貴（特別是寄生在國有財產之上的，甚至靠盜竊國有財產起家的權貴）的私有財產和政治特權給予「合法性」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就是勞苦大眾的前途（見下文引述先驅社前身組織的有關「論述」，在中國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制將會是歷史性進步的說法，是他們在1993年提出的）。
事實上，不只是蘇聯東歐的資本主義復辟，印證了林先生一類人的路線的破產。冷戰後美國的新殖民地諸國的所謂「民主化運動」，也指出了這個嚴峻的問題：工人階級如果不形成獨立於一切資產階級勢力的政治力量、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那「民主化運動」就是權貴洗底、換裝，整個資產階級的國家體制和帝國主義的新殖民支配，通過選舉重獲「合法性」的過程。
六）林先生最後提出了敝人究竟站在誰的一邊說話的「懷疑」。我在這裏可以明確的指出：我贊同托洛茨基關於官僚變態工人國家的分析和綱領，我認為工人階級必須建立獨立於一切資產階級勢力的政治力量，反對資本帝國主義，為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
林先生及其所屬的團體，則為毛澤東時代的中共官僚塗脂抹粉，稱其「為工農服務」；在1990年代則以蘇聯「已經復辟」為藉口、支持資產階級民運，甚至宣稱蘇聯復辟會帶來更好的社會主義運動；到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今天，林致良一類人則用同一個藉口，從事同一種運動，甚至宣稱北約可以通過轟炸利比亞「支持革命」。林先生到底站在「誰的一邊」，已經是呼之欲出了吧！
結論：林先生這次發言，再一次確定了我對他的判斷。
2014年8月27日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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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致良這個人，真的是妙不可言。
林先生用帝國主義民主的標準去“質疑”，今天的中國還是不是官僚畸形的工人國家。敝人駁斥他，說如果這就是他的“標準”，那他豈不就應該否定托洛茨基對蘇聯作出的分析和綱領？（蘇聯比今天的中國，更加沒有“自由民主”，更加多工傷死亡，也完全沒有所謂自由工運）
他的回應？就是他不主張自己是什麼派，可以解釋事情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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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幾個禮拜，林先生就端起“托派”的面孔，從《被背叛的革命》的第九章裏面挑出半個句子出來，宣稱托洛茨基在該文中認為蘇聯官僚階層“會自覺恢復資本主義”、“按其本性，最後會親手推動復辟”。然後又信誓旦旦的宣稱，先驅社他們認為中共在1980年代末“復辟了資本主義”，竟然是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已預見的”。
敝人將《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的關鍵分析拿出來，說明托洛茨基本人不但從來沒有提出過林致良給他栽贓的言論，而且還明確的指出，上層官僚有復辟傾向沒錯，但官僚階層本身沒有能力“親手推動復辟”（因為它不是一個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階級，而只是濫用管理國有財產職權的寄生性＊階層，在重大的社會壓力下，它是會四分五裂的）；而資產階級要復辟，就必須打倒蘇聯官僚體制，建立新的國家機器，才可以恢復主要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同無產階級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就必須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新國家，實現主要生產資料國有制的邏輯，是一樣的——那些認為只要國家機器的管理者主觀上改變了思想，然後整個政治體制及其經濟基礎就會改變階級性質的說法，並不是歷史唯物主義，而是唯心主義改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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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面對這種危機的路線十分明確，是必須努力動員工人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反對官僚獨裁，通過政治革命恢復社會主義民主，完善、改進國有經濟體系，限制社會不平等。
林致良們的路線是什麼？因為“官僚必然會親手推動復辟”，所以我們可以聯合反動派實現資產階級專政：“只要在中國實現了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制，那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新苗社1993年社員大會決議：《為人民社會主義奮鬥》，敝人的着重）。
更重要的是，托洛茨基的分析，而不是林致良假冒來自托洛茨基的分析，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的事變之中，得到了證實——帝國主義支持的資產階級“民運”、而不是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推翻了官僚體制，建立了新的國家機器，實行了主要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為工人階級和當地的社會經濟文化造成了極大的災難。
反之，林致良的小團體竟然可以認為：“蘇聯等工人國家的倒台，在客觀上當然是工人階級的重大挫敗。但在倒台前這些國家早已徹底官僚化，掌握政權的早已不是工人階級，而是騎在工人頭上的反動官僚，所以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官僚政府倒台，並不是工人階級直接戰敗，工人群眾也不覺得是自己失敗，並沒有因此陷於深刻的沮喪和悲觀，反倒在某種程度上覺得是解放的開始，而這種感覺並非錯誤。”；“社會主義者應當強調革命群眾運動大有機會興起和勝利”；“官僚社會主義對世界革命的影響，從來都是阻礙大大超過幫助。所以，消除了這個因素之後，世界革命的步調也理應加快，而非更為緩慢。那個以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墮落為基調的歷史時代已經結束了，新的較健全的社會主義革命時代行將開始。”（出處同上，敝人的着重）。
如果他們這種完全歪曲事實，兼提出荒誕絕倫的預測的東西不算作政治破產，那什麼才算是政治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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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人指出，林致良及其團體主張的官僚復辟論，實際上只是他們全力支持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民運”的遁詞。在蘇聯，曼德爾派還曾經硬說葉利欽的民主派在推動政治革命；在香港的曼德爾派，就事後孔明的說蘇聯在1980年代末就“已經完成復辟”，所以就算葉利欽一類人是反動派都無所謂，因為蘇聯一早已經復辟，聯合資產階級推動普選（和私有化——曼德爾派往往超越時空的詭稱，普選和私有化沒有必然關係，儘管這就是資產階級民運的根本要求），是反極權的義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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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敝人這些直截了當的批判，林致良的“回應”竟然是：“批評我就批評我，大大方方嘛”。（笑）
林致良不想也不能回答這些批評，所以很有趣的想把問題集中在⋯⋯敝人可惡的封鎖了他。
當然，林先生作為一個偽君子，在不需要提出任何理據的同時，當然還是要借“朋友”的口，含血噴人幾口的——據說，敝人“敗壞了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聲譽，妨礙青年了解它真正的思想主張”。然後，林先生給他的飯民“左翼”朋友們帶來了猜想：敝人這種言論，“是否客觀上幫助了專制統治和其他錯誤思想繼續傳播呢？”（借用林先生的語境，這真的是“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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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10年，敝人已經發覺林致良不只政治上極有問題，是個濫用疑似左翼詞彙包裝帝國主義自由派思想的奇人之外，其人格也極有問題：在一次討論中，他宣稱美國斯巴達克派是“半斯大林派”之餘，還“支持董建華做香港特首”和“支持23條立法”。
敝人當時只是做了很簡單的網上搜索，就發現林先生在造謠：美國斯巴達克派反對23條立法、主張剝奪香港資產階級，其反斯大林主義立場也廣為人知。敝人給林先生私信，請他改正這種錯誤言論，他沒有理會我。在敝人之後公開的批評他的這種做法時，此人還無賴的說，因為敝人“態度有問題”，他一概不會回答我的批評。（笑）
從那個時候開始，敝人就多次目睹林致良用左翼詞彙包裝自由派社民派觀點的語言偽術，有時也給予批駁。到北約轟炸利比亞之時，林致良竟然可以厚臉皮到宣稱轟炸不算侵略，還是“支援革命”，敝人據理駁斥，林致良和他的同志宋治德（此人確實不愧為林先生的同志：竟然可以從一篇描繪利比亞“革命軍”迫害黑人移民工人的新聞報導中，抽出半句話來，然後據之說黑人沒有被利比亞“革命軍”迫害。見：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尾崎崇實/指鹿爲馬自欺欺人的典範徹底解剖宋治德關於利比亞黑人雇傭兵的謊言2011年4月4日/10150241514004966）還是用詭辯和“你的態度有問題”去敷衍。
敝人當時對此二人下了結論：徹頭徹尾的假左派，極端自我中心之餘、對歷史、理論和事實都持有虛無主義態度，核心政治路線就是為右派化妝，不久後就封鎖了他們了。後來，敝人發現，宋治德原來還在2009年去過台灣為台聯和民進黨做演講，說大陸怎樣拖垮香港經濟、殘害本土勞工云云。敝人更加相信，封鎖此兩人，是正確無誤的（笑）。
原文發表在：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尾崎崇實/林致良真的是沒有底線的奇人2014年8月27日/1015313565753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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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喜歡在無知青少年面前以托派導師面目示人的林先生，用帝國主義“民主制”的標準，去“質疑”中國還是不是一個（官僚畸形）的工人國家。
敝人駁斥林先生，說如果這就是他判斷的標準，那他為甚麼不公開宣布自己是自由派、而不是托派？
（見：https://www.facebook.com/ozakitakami/posts/10152609773759349）
托洛茨基時代的蘇聯，明明就比今天的中國更加不自由、更加沒有民主，斯大林集團殺人如麻、職工也沒有所謂“自由工會”。但這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分析一個國家體制的階級性質的根本標準。
林看到敝人的駁斥之後，就猥瑣的說自己不是什麼派（笑），只相信可以解釋事情的理論（笑），還自以為好笑的說自己有小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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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林致良忽然又成為了他似乎不足一個月前才自認不是的托派，又向無知青少年發表了這樣的偉論：
“⋯⋯昨晚大家談到像毛澤東時代中國那樣的官僚主義變態的工人國家的前途，談到老托當年是否已經估計到官僚階層會自覺恢復資本主義呢？（大意）
其實，我們看看老托寫於1936年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書中已經提出蘇聯的三種前途，最後又歸納為兩大前途：不是工人民眾實行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特權階層，從而打開到社會主義之路，就一定會發生資本主義復辟，而官僚階層按其本性，最後會親手推動復辟的。因為官僚的「特權若不能傳給自己的兒孫，那只有一半價值。而遺產權又是與財產權不可分離的。所以僅僅做一個托拉斯的經理還是不夠的，必須做一個股票持有者才行。」（ http://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36book/09.htm#3 ）
我們在八十年代末終於看到中共復辟了資本主義，老托早在1930年代已預見這個方向了。老托有沒有先見之明不重要，確定今天中國是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官僚階層會不會親自恢復資本主義，要不要反對中國政經現狀，才更重要。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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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林致良“引用”的《被背叛的革命》的第九章之中，到底有沒有說官僚階層會“自覺的恢復資本主義”、“親手推動復辟”？有沒有像林致良所屬的那個假左派團體先驅社一樣，說官僚階層可以通過市場化改革（很有趣的，先驅社另一位同樣鬼扯的青年導師區龍宇，早前同台派學者對話時，才正確的指出，托洛茨基本人主張蘇維埃民主、計劃和＊市場統一起來的經濟體制——換言之，托洛茨基當年批判斯大林之時，就提出了一種市場化改革。市場化改革本身並不是復辟。資本主義復辟，是官僚層的統治被資產階級黨派打倒、國家機器被清洗、國有企業被全面私有化），就拆除了1949年建立的工人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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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十分明確的，托洛茨基從來沒有說過官僚階層可以“自覺的恢復資本主義”、“親手推動復辟”，也更加沒有提出先驅社那種正當化自己積極參與帝國主義反共陣營的叛徒理論。先驅社這樣“開解”自己：既然中共已經在1988年通過修憲（！）而復辟了資本主義，建立了沒有民主的資本主義，那先驅社參加反共陣營推動資產階級民主制，就是完全合理合法的舉措（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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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任何願意花一點時間閱讀的人都可以知道，托洛茨基就在《被背叛的革命》的第九章裏面，駁斥那些宣稱蘇聯官僚＊階層已經成為一個＊階級的假左派。
托洛茨基指出，蘇聯官僚階層沒有一個擁有生產資料的階級所具備的統一意志和行動能力，它是帝國主義向工人國家傳遞壓力的輸送帶。當國內外社會政治壓力空前高漲、直接革命形勢出現的時候，官僚階層就會＊四分五裂，產生以1）主張資本主義復辟、2）維持現狀和3）返回斯大林體制的三大路線為分野的各個派系，然後再進一步瓦解、融入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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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最後就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以葉利欽等右派蘇共官僚為首的“民主派”，公開退出了蘇共，拿起了沙俄三色旗，在自由民主的口號下，主張全面迅速的打倒蘇共、拆除蘇聯體制、實施全面私有化，建立新國家——也就是說，資產階級反革命。
有獨無偶，林致良的同志們，當年就在蘇聯的街頭上，為葉利欽搖旗吶喊。
只不過，當年歐美的曼德爾派，還欺騙自己葉利欽的“民主運動”就是“政治革命”，遲遲不肯承認自己全力支持的“民運”，竟然造成了舉世皆知的資本主義復辟。
而香港的曼德爾派，自欺欺人的手段就更加令人髮指一點，竟然可以在事後宣布，蘇聯在1980年代末，在真的復辟反革命之前的好幾年，就“完成了資本主義復辟”。然後，就心安理得的宣稱，他們的歐美同志所支持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實際上是推動一早已經復辟的蘇聯的“民主化”的偉大運動，只不過，工人還未從普選之中得到應有的好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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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還是奉勸那些年少氣盛、但沒有耐性進行科學研究的左傾青少年：真正的社會科學知識，同自然科學一樣，始終是要用個人的努力拿下的，絕對不可能假手於人，更加不能假手於林致良一類指鹿為馬的神人。
說到底，林致良那種用“左翼”乃至“托派”詞彙包裝的自由派觀點，並不是什麼東西，而是帝國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林致良那種理論的結論，就是因為中國不是畸形工人國家，所以左派應該聯合＊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搞佔領中環、甚至港獨自決，努力用資產階級民主制取代中共官僚體制，然後通過普選議會，再一次重演社會民主派的騙局。這是典型的自由主義謊言，是同任何形式的馬克思主義都沒有關係的。
有人或許會說，左派聯合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搞“民運”，結局不會這麼壞吧，總會換到普選（！）吧。蘇聯東歐反革命之後勞動人民的慘況和後遺症如何，請看曼德爾派全力支持的烏克蘭獨立廣場“革命”的結果：財閥上台、法西斯成為國家武裝、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全面接管、“民主政府”派遣納粹分子討伐頓巴斯、種族清洗俄羅斯族。三年前林致良也是在自由民主萬歲的名義下，支持帝國主義轟炸利比亞，謊稱只要帝國不派遣大部隊登陸，就不算是侵略，而是客觀上“支援革命”。利比亞“革命派”是什麼東西：是瓦哈比派阿拉伯沙文主義者，是憎恨婦女和黑人的反動派。利比亞“革命成功”以來，社會經濟和勞動人民的生活一落千丈，國家淪為上千個軍閥武裝割據的地獄。當然，這一切都是經過帝國主義設立的普選議會的“授權”的，這就是林致良一類人所追求的“自由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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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摘錄《被背叛的革命》第九章的一些說明關鍵問題的段落、加上敝人的着重點，給大家參考。
一）關於蘇聯是不是“國家資本主義”：
蘇聯國有制是無產階級革命剝奪資產階級的產物，國家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調和社會矛盾的產物：
“历史上第一次把生产资料集中于国家之手，是由无产阶级用社会革命的方法来达到的，而不是由资产阶级用国家托拉斯化的方法来完成的。我们这一点简短的分析，已经足以表明那些把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和苏维埃制度混同起来的企图是如何的荒谬了。前者是反动的，后者是进步的。”
二）關於官僚層是不是統治階級：
根本經濟基礎決定國家體制性質：
“各种阶级，要由它们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所占的地位来区分，并且首先要由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决定。在文明社会，财产关系由法律所确认。土地的国有，工业生产工具及运输与交换工具之国有，加上对外贸易的垄断，构成苏联社会结构的基础。根据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关系，说苏联的性质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这在我们看来，是基本上确定的。”
官僚階層是寄生在主要生產資料公有制之上的特殊階層，但它還不是階級：
“⋯⋯苏维埃官僚已经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其目的是要用它自己的方法去保障社会的胜利品。但是它既在一个主要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有的国家里把政治权力都夺在它自己手中，这事实就创造了官僚与全国财富之间一种新的、前所未闻的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国家可以说是“属于”官僚。假使这些尚属全新的关系固定下来，假使这已变成规范并且合法化了，那么不管有没有工人的抗拒，长久下去，它总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所获得的一切社会胜利品完全消灭的。可是现在来说这种事，至少也嫌太早。无产阶级还没有说出他的最后一句话。官僚也还没有为他们的统治造成特殊财产形态的社会支柱。他们被迫保障国有财产，看作他们的权力与收入之来源。他们的活动，在这方面说来，仍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武器。”
官僚階層並不是“國家資產階級”，官僚階層的特權不來自私有產權、而源自濫用職權：
“有人企图把苏联官僚叫作一种“国家资产阶级”，这显然是经不起一驳的。官僚们既没有股票，也没有债券。官僚的任用、补充和更新，都是用行政的等级的形式来进行的，并不依赖于任何特殊的财产关系。个别的官僚并不能把他剥削国家机关的权利传给他的儿孙。官僚们享受他们的特权，是在滥用权力之下进行的。他们隐瞒他们的收入；假装绝未曾作为一种社会集团而存在过。他们把国民收入中的一大部份窃为私有，只带有社会寄生虫的性质。所有这一切，使得苏联支配阶层的地位成为非常矛盾的、暧昧的和尴尬的，虽然他们具有完全的权力，并且还有谄谀的烟幕来遮掩他们。”
如果蘇聯體制被反革命勢力推翻，國有經濟體系就必然瓦解、國有財產就會被廢除，導致經濟和文化的全面衰落：
“如果苏联政制的一例台，那就必不可免的要引起计划经济的倒台，因之也就引起国有财产之废除。而托拉斯之间及其属下工厂之强制的联系，也就要消失。那些成就较大的企业，就要走上独立的道路。它们会一变而为股份公司，或者采取某种过渡的财产形式──其中之一，例如，教工人也能参加分取公司的利润。集体农庄也要同时解体，而且更容易得多。现在的官僚专政之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话，那一定是回转到资本主义的关系，同时又是工业与文化之悲惨的衰落。”
蘇聯官僚階層保存國有制，是因為害怕無產階級。官僚階層背叛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但還沒能推翻革命所建立的基本政治經濟制度：
“⋯⋯为保存并发展计划经济，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仍然是绝对的需要，那么下述问题是顶顶重要了，即是：现在的苏联政府是依靠在谁的身上呢？它的政策之社会主义性质有多大保证呢？1922年3月第十一次党大会上，列宁（实际上就是对党告别）向领导层说了这些话：“历史知道一切种类的变节。什么信念、忠贞以及其它最好的精神质量──这些在政治上是不十分可靠的。”存在决定意识。在最近15年当中，政府改变它的社会成份，甚至较之改变它的意识还更厉害些。因为在苏维埃社会一切阶层之中惟有官僚层最完满的解决了自己的社会问题，并且完全满意于现存的状况，所以它对它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已经不能作出什么主观的保证了。它之继续保持国有财产，只因为它害怕无产阶级。这种有救济效能的害怕，是非法政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所培养和支持的，这派是最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反抗那热月反动的官僚业已完全浸透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已经以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的资格背叛了革命。但是一个胜利的革命，幸而不仅是一个纲领和一面旗帜，也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社会关系的体系。仅仅背叛革命是不够的。还得推翻革命才行。十月革命已经被统治层所背叛了，但是还没有被他们推翻。十月革命有一种伟大的抵抗力，符合于已造就的财产关系、无产阶级活的力量、最优秀的份子的自觉、世界资本主义之走到死路、以及世界革命之不可避免。”
三）關於官僚階層統治之下的蘇聯的前途：
第一種前途：工人階級革命政黨推翻官僚體制、清洗國家機關，在保衛和改良國有經濟的基礎上，恢復社會主義民主、限制社會不平等：
“为了更明白的了解现在苏联的性质，且让我们对它的前途作两种不同的假定。我们首先假定苏联的官僚制度，被一个革命政党所推翻，这政党具有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切特性，而且增加了近期的世界经验。这样一个政党，首先就要恢复工会中和苏维埃中的民主制。它能够而且一定要恢复苏维埃各党各派的自由。它要与群众一起并且领导群众，对国家机关举行一次无情的清洗。它要废除各种等级和勋章，废除一切种类的特权，并且要限制劳动支付上的不平等，使它只限于经济上和国家机关上绝对必要的程度。它要让青年们有充分机会独立思想，有充分机会学习、批评和成长。它要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举行重大的改革，要使这种分配符合于工农大众的利益和愿望。但是关于财产关系，新的政权便用不着采用革命的方法了。它要保持并且发展计划经济的实验。在这种政治革命以后即在打倒官僚统治，无产阶级自然要在经济上实行许多重要的改良，但这并不是另一次社会革命。”
第二種前途：資產階級政黨推翻了官僚體制、吸收上層官僚，用大刀闊斧的手段恢復主要生產資料私有制（請注意，並不是林所說的官僚“自我推翻”）：
“现在来说第二个假定：假使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打倒了苏联的统治层，那它就会在现在的官僚、行政长官、技术专家、经理、党部书记以及一般特权的上层当中，找到大批现成仆人。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也还需要把国家机关清除一下。但是资产阶级的复辟，较之革命政党所要清除的人，大概要少得多。这时新政权的主要任务，便是在生产资料上恢复私有财产。首先它要创造许多条件，使强有力的私人农场主从微弱的集体农场中发展出来，并且使强健的集体农场转变为资产阶级型的生产合作社──即转变为农业的股份公司。在工业方面，取消国有会从轻工业以及生产食物的企业开始。计划的原则在过渡的时期，要变为国家政权与个别“公司”之间的许多妥协办法，而这些公司就是这些工业的潜在的所有主由国有工业的首长、流亡外国的以前的业主以及外国的资本家组成。可是新的政制在财产形式和工业经营方法上所做的，将不是改良，而是社会革命。”
官僚體制的存續，將使上層官僚的復辟傾向與勞苦大眾的矛盾不斷發展，並最終會提出以上兩種前途的抉擇：
“现在让我们来做第三种假定：即既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也不是一个反革命的政党，将来取得政权。官僚们仍继续统治着国家。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关系也不会凝固不动的。我们绝不能希望官僚会为社会主义的平等而和平的和自愿的牺牲自己。既然现时官僚可以不顾那些太显明的不便之处而实行等级和勋章制度，那么在将来的阶段上，他们就必然会在财产关系上找支柱以支持自身的。有人也许会说，大官僚一点也不注意目前的财产形式是什么，只要它能保证他得到必需的收入就行了。这种论断，不仅忽视了官僚自身的权利现在尚不稳定，而且忽视了他们的儿孙的问题。新起的家庭崇拜，不是从云端降下来的。特权若不能传给自己的儿孙，那只有一半价值。而遗产权又是与财产权不可分离的。所以仅仅做一个托拉斯的经理还是不够的，必须做一个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在这紧要的方面得到了胜利，那就是表示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了。反之，如果无产阶级战胜了官僚，那就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复兴。因此，这个第三种假定，又使他们回转到前二种假定来。为了简单明了起见，我们起初只提出这二种假定。”
四）總論：很簡單明確，完全同林致良所推銷的一套，完全無關。
“苏联乃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一个矛盾的社会。在这社会里，第一，生产力还太低，不能给国有财产以社会主义的性质；第二，由贫乏造成的原始积累倾向，经过计划经济的无数孔隙而泄漏出来；第三，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规准，是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第四，经济的发展，一面缓慢的改善了劳动者的地位，一而却推进了特权阶层之迅速的形成；第五，一个官僚集团，利用社会的冲突，已经把它自己转变为一种不受监督的等级而与社会主义不兼容；第六，被统治党所背叛的社会革命，仍然存在于财产关系上和劳动群众的意识上；第七，日益增长的社会矛盾，其继续的发展，可以向前走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后退到资本主义；第八，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须打破工人的抵抗才行；第九，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必须打倒官僚统治才行。最后分析起来，问题要决定于国内和国际舞台上活的社会势力的斗争。
原文發表在：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尾崎崇實/林致良既然已經自稱不是托派又為甚麼又引用托洛茨基言論造謠2014年8月26日/10153132033664966
看見號稱托派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活動家林先生，最近就某高中生向他求教，發表這樣的言說：
“⋯⋯他聽見臉書上有人說中國還有大量大國企，還是那個共產黨在執政，就證明仍然是工人國家。他很懷疑這種說法。他說：一個工人連政治權利都被剝奪的國度，還算是工人國家嗎？我回家後想：其實，他可以進一步問：一個工人隨時被炸死燒死、意外頻仍，又不准許工人自由組織工會的國度，你從哪個意義上說它還是工人國家？你根據什麼理由說共產黨政權今天不是為資本積累服務而是為工人利益服務？⋯⋯”
對於這種鬼扯，我只有一句話回應：林致良如果是一個誠實的人，他是否應該公開的否定托洛茨基？公開的否定托洛茨基為第四國際制定的關於官僚變態工人國家的分析和綱領？
眾所週知，在斯大林官僚集團貫徹大清洗的年代，蘇聯工人不只被剝奪了政治權利，幾十萬共產黨員被開除出黨、下獄、甚至槍決，大清洗的受害者不只是托派和其他領導十月革命的黨的重要幹部和群眾、最後甚至波及了斯大林集團的部分人物。
也眾所週知，大清洗是斯大林集團貫徹官僚集權指令經濟的政治措施。在長官意志氾濫、好大喜功和政治恐怖的氛圍之下，第一個五年計劃“意外頻繁”，“炸死、燒死”了多少工人；也當然，斯大林官僚集團統治之下的蘇聯，沒有所謂“自由工會”，也絕對不可能存在林致良所主張的那種由帝國主義全力提供政治和經濟援助的“自由工會”。
那托洛茨基又“憑什麼”認為，蘇聯是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
我奉勸那位高中生，要真的了解托派的思想，就得好好的研究歷史，閱讀和思考托洛茨基當時的分析，特別是托洛茨基當年批駁林致良的同類右派的文章。最起碼，要讀好《被背叛的革命》——最後你接受不接受是一件事，但你至少要懂得區分什麼是社會科學分析、什麼是膚淺的右派爛言；從一個在香港支持飯民、在台灣支持民進黨，支持帝國主義轟炸利比亞，將托派主張歪曲到面目全非、體無完膚的人那裏“了解托派”，只能夠把自己弄蠢、在政治上欺欺欺人，“學習”用疑似左翼詞彙包裝的親帝“民主思潮”。
林致良這個人的理論和品格如何，可參考數年前敝人同他的這次討論：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尾崎崇實/立此存照一次同cwi香港支部諸子關於蘇聯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中國國家階級性質和中非貿易性質的討論2010年9月24-25日/10150124905614966
原文發表在：https://www.facebook.com/ozakitakami/posts/10152609773759349
敝人曾經誤會此文的作者是一個左派，但這兩年來仔細觀察他的行為、閱讀他的文章，算是開始了解這個人之後（例如：在此人的思想空間之中，香港是加沙，大陸是以色列；中大某書院學生會不接受飯民左翼領導，就要杜撰他們支持Starbucks開店等於反對fairtrade、等於壓殺“第三世界貧農”的罪名，發動無知學生群起而攻之），才知道此人其實是最堅實的飯民本土左翼分子。只不過，他是一個擅長用似是而非的長篇“分析”，和挪用貌似左傾的語言（當然附加“底層”民粹）去鋪張飯民論述的寫手而已。 Continue reading
潘毅在這裡說，她在學問上是從後現代主義走到接近馬克思主義的位置。但與其說她接近馬克思主義，倒不如說她更接近民粹主義（俄國的那種），即小資產階級經濟浪漫主義。
在政治上，她主張工人要有社民派政黨代言；在經濟上，她主張所謂權力下方到“社區”，搞合作社和所謂“公社”；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她只看到“圈地運動”，只看到跨國資本的財雄勢大，只看到工人的無力，甚至莫名其妙的認為中國革命是純粹的“農民革命”，而這“農民革命”（在理論上和現實上來說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前三十年竟然是“社會主義”的，1979年以來才開始“走資”；然後更魔幻的是，她竟然可以認為，在所謂中港矛盾之中，香港一方並沒有“真正的反動勢力”，大家專心打倒大陸“走資派”就好。
她寄望的“出路”，是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全面形成之後“不能再生產”而崩潰。然後呢？經濟權力要全面下放“社區”，工人農民搞合作社，搞小商品生產、重新開始資本積累。（笑）
不過，以上當然是鏡花水月，也不可能是潘的真實路線。在真實世界中，潘毅是左翼21的支持者，她是主張“工運民運化”，去完滿資產階級民運沒有“基層力量”推倒中共政權的遺憾的。（笑）
潘毅在這裏的講話其實連“左翼ABC”的觀點也欠缺，有不少地方甚至是語無倫次的：比方說，她似乎根本不知道革命動力、革命任務和革命性質的區別，而只是按照最庸俗的“理所當然”發表謬論——將1949年的中國革命視為“農民革命”，將1949-79年的社會性質歸類為“社會主義”，將1979年之後標簽為“走資”，如此等等。
另外，她在這裡還有別處，都表示對六四民運沒有得到大量工人支持而感到遺憾；甚至可以說，她的現實政治實踐，就是為了彌補這個遺憾。這樣的怪人，怎有可能是馬克思主義者？真的是連“接近”也不如。
敝人認為，把潘毅同郭益耀相提並論，是有點辱沒了後者。（笑）
劉細良訪問潘毅文章在此：http://thehousenews.com/society/知識人的實踐-潘毅/（因《主場》關閉，此鏈接已無效，這是某大陸網站的拷貝：http://bbs.wenxuecity.com/currentevent/636456.html）
原文發表在：https://www.facebook.com/ozakitakami/posts/10152544313544349
http://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4/may/24/fairtrade-accused-of-failing-africas-poor
這裡鏈接的，是2014年5月24日倫敦《觀察家報》關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某研究團隊發表的Fairtrade農場勞動條件調查報告的報導。報告指與同類型沒有“公平貿易”認證的農場相比，“公平貿易”農場工人的工資待遇較差，而且童工泛濫，沒有證據顯示Fairtrade本身能夠改善最貧窮的勞動者的待遇。
Fairtrade只是一個商標，只是一種促銷的手段，同脫貧沒有關係，更同改善最貧窮的工人的待遇沒有任何關聯。小農耕作乃至所有小生產，是貧窮壓迫的根源；成一定規模的企業的勞動者，才有組織起來改善工資待遇的物質和心理條件，等等。這都應該是常識，不是嗎？
可是，對於無知、自欺欺人甚至樂於通過造謠黨同伐異的所謂“左翼”而言，這一切又算是什麼？他們主張的各種所謂偉大事業，統統都是自我標榜的手段而已。在政治上，他們的主張，都是小資產階級的反動民粹和幻想。
附上敝人在2012年末寫的兩篇相關小文：
2012年10月26日《Fairtrade說到底就是一種針對小資消費者的營銷手段》：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尾崎崇實/fairtrade説到底就是一種針對小資消費者的營銷手段2012年10月26日/10151482759159966
摘錄：
“其實，Fairtrade之所以大行其道，正正就是落後國家民族解放和社會主義鬥爭的失落，和富裕國家工人政治意識瓦解的表現。在這個不再追究資本家掠奪社會財富，和帝國主義體制下的國際分工及其造成的結構性社會不平等的真正問題的氛圍下，Fairtrade產品除了是沉湎在消費主義之中的小資的“贖罪券”之外，還是富裕國家經營者的生財之道。
站在工人階級左翼的角度，我們實在沒有理由為Fairtrade做宣傳。左翼應該做的事情，是促進工人階級的權益，主張剝奪控制國計民生的壟斷資本、實行民主管理，主張工人階級建立自己的統治。問題並不是選擇Fairtrade還是Starbucks，而是剝奪它們，並建立工人階級可以對它們行使管理的新的政治制度。”
2012年11月6日《中大反Starbucks行動的根本硬傷》：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尾崎崇實/中大反starbucks行動的根本硬傷2012年11月6日/10151504503744966
摘錄：
“歸根究底，在發達國家消費者操控的買家市場之内，落後國家的咖啡種植者，往往只能被動地接受前者所施加的“公平”和不公平。憑藉“良心消費”的號召，Fairtrade已經成為全球咖啡市場上擧足輕重的特大型營銷商，為出售其認證產品的資本家創造了幾十億歐元的銷售額[8]。説白了，Fairtrade和Starbucks一樣，都是一門生意。兩者不相伯仲，根本就沒有任何“道德上”的差異：除了Starbucks之外，全球最大的Fairtrade認證產品的買家之一，就是勞動人權重災區的WalMart[9]。當然，Fairtrade從來也沒有批判這個或那個大買家的劣行。
如果要真正“脫貧”，就必須努力關注和支援世界各地的工人運動，促進勞動者反對資本的聯合鬥爭。以所謂公義和良心為由，支持這個資本家去反對那個資本家，甚至乎像中大反Starbucks行動一樣，一廂情願地虛構“良心資本家”和“壞心腸資本家”之間的對立，到最後除了無補於事之外，還只能自欺欺人、淪爲某資本集團的宣傳工具，煽情地高舉杜撰的“道德選擇”，撕裂同為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勞動人民。”
原文發表在：https://www.facebook.com/ozakitakami/posts/10152459238789349
尾崎按：恩格斯這裡對未來“修正主義之父”（資本主義普選+福利=“社會主義”）伯恩斯坦的解説，是多麽的精準、多麽的有預見性！
恩格斯致愛·伯恩施坦
1881年3月12日於倫敦
……把國家對自由競爭的每一種干涉——保護關稅、同業公會、煙草壟斷、個別工業部門的國有化、海外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都叫作“社會主義”，純粹是曼徹斯特的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說。對這種胡說我們應當批判，而不應當相信。如果我們相信它，並且根據它建立起一套理論，那麼，只要提出下面的簡單論據就會使這套理論連同它的前提一起破產，這種論據就是：此類所謂的社會主義一方面不過是封建的反動，另一方面不過是榨取金錢的藉口，而它的間接目的則是使盡可能多的無產者變成依賴國家的公務員和領養老金者，同時，除了一支有紀律的士兵和公務員大軍以外，再組織一支類似的工人大軍。在國家長官，而不是在工廠監工的監視下舉行強制性的選舉——好一個美妙的社會主義！但是，如果相信資產階級這一套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裝相信的說法，那就會得出結論：國家等於社會主義……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644-645頁）
本土“左翼”的核心訴求——階級平等，勞資和諧。如何做到？政府介入。
本土“左翼”呼籲政府“保衛本地工人利益”。
本土“左翼”的民粹煽動語言藝術——政府部門實際盈餘比預期多，就是“少報”。
本土“左翼”呼籲資產階級政府Tax the Rich。 “如果相信資產階級這一套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裝相信的說法，那就會得出結論：國家等於社會主義……”
原文發表在：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尾崎崇實/恩格斯對福利主義左翼的警示/10152602730004966
最近以右派爲主的人們，把左翼21一類人封為“左膠”，將左翼21的各種機會主義言行，都視爲“左翼”的樣板。
然而，從世界工運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脈絡去觀察，左翼21根本就不是左翼，而是香港泛民主派之中鼓吹福利民粹的人物的集合。攻擊左翼21為“左膠”的一類人，在政治上和左翼21其實是偶有糾紛、但系出同源的一對兄弟，即所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左翼21最近有人匿名發表文章，攻擊陳雲一類人“煽動”所謂“左右鬥爭”，使泛民“分裂”、本土社運不能全力“抗共”，陳雲是中共間諜云云，這就很能説明問題的本質。
泛民主派的基本路綫，不但和工人階級的解放沒有任何關係，而且還是高度依賴的帝國主義——即全世界最強大最殘暴的壟斷資本主義陣營。無論本土派還是左翼21，它們的歷史和思想來源，都來自同一個右派集團。
這裏鏈接的文章，引據大量事實，分析左翼21在碼頭工潮期間，爲了維護職工盟排斥貨櫃碼頭上的其它工會、要求資方只承認自己為談判對象的路綫，而對碼頭工潮本身以至國際工運的歷史和現實所作出的有系統的歪曲和改寫。對認識左翼21問題有興趣的人來説，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摘錄文章的結論：
“佛利民的文章，虛構了一個「自主工人」，唾棄兜售資方方案的工聯會，跨僱主、工種組織罷工和建立新工會，在火線上加入職工盟的戲味十足的故事。在王宇來的口中，工聯會還是由老闆領導的、強迫工人參加的工會，而在職工盟的領導下，有工人通過集體談判獲得了三年加薪五成的可觀成績。左翼21雖然意識到，罷工的力量不足以使資方就範，但還是攻擊碼頭上的其它工會，主張通過輿論壓力促使政府干預、迫使資方接受工人的要求。潘毅描繪了以工人為核心、公民社會團體為支援的新民運——「民主的春天」。陳敬慈則闡述了以韓國、南非和巴西為典範的「社運工運」，即社民政黨、團體和工會對等合作的運動模式。據說，「本土」是「自主鬥爭工人」創造歷史的領域，也是借鑑外地成功的社運工運民運的實踐場所。然而，「本土鬥爭」和「外地現狀」，都變得面目全非，成了主觀臆想的海市蜃樓。要尋找解決勞苦大眾困境的道路，就必須從撥開迷霧、了解事實開始了。”
看到左翼21某成員發表的一篇文章，它在描述了南非新種族隔離體制對勞動者的嚴酷壓迫和南非的激烈階級和種族矛盾之後，作出了社民派的經典結論：南非現在已經實現了自由民主，要將這種“政治上”的“社會平等”伸延到經濟領域（即政府實行各種福利政策、提供基本社會服務，為統治階級大規模緩和階級矛盾）。
換句話說，資本主義普選縱然就是“政治上”的自由民主與平等，“運動”還是要繼續下去的，就是要實現只有帝國主義國家才有條件長期推行的福利體制。
也換句話說，作者認爲南非得到“國際認證”的普選就是“自由民主”。儘管這種普選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基礎，就是極少數人擁有、統治、剝削和壓迫大多數人的新殖民（帝國主義與本國壟斷資本共治）制度。而據説在這種制度的框架之内，是可以通過政府干預實現“社會公義”（實即“和諧社會”）的。
這種思路，説到底，就是認定冷戰期間處於“全盛”的西歐、北歐帝國主義福利體制（普選+福利+反共）為“運動的目標”。當然，目前新殖民地乃至帝國主義國家（西歐多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領袖近年多次宣佈福利國家已死），都沒有實現這種體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條件，所以主張這種建立在幻想之上的運動的人物，在有可能的情況下，會提出一個更加直接痛快的口號：遠離貧困，加入歐盟！
烏克蘭正在上映的鬧劇，就是這種“左翼”路綫的體現。通過普選反共抗俄是不夠的，我們要實現普選+反共+福利的樂土，就必須加入歐盟！原來加入歐盟除了臣服在巴黎柏林軸心和WB/IMF底下，還是可以自動促進經濟增長和人民福祉的。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臘各國勞動人民（或失業人民），乃至實質工資年年遞減的德國工人，都真的是瞎眼了。
但“左翼”還是可以告訴他們：你們在政治上已經實現了民主自由，要在這個基礎上責成政府擴大公共開支、救市之餘也救人！
只能苦笑。
寸鐵 